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

　　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0年至1999年是重大考古发现密集呈现的20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祭祀圣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石砌祭坛、数处积石冢和一座“女神庙”，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和神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198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良渚第一次发掘到了高等级的反山墓地。它和瑶山墓地出土的琮、璜、璧、钺的玉器组合震惊了学界，揭开了良渚古国的面纱。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揭露出高规格大型墓葬，随葬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玉器、鼍鼓等礼器所表现出的“礼制”和汇集四方物品的气度，引发了我们对古史记载中帝尧功业的推想。

　　这些发现为中国的史前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广阔的背景。

　　“中原”之外的重大发现将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黄河中下游并非“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现更表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有自己相对独立、基本平行的发展道路。

　　面对新资料，考古学家苏秉琦在1981年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曾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6年，受“区系类型”模式启发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借用“相互作用圈”概念，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并认为可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严文明先生于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此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东北、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