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主角》是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折射出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

　　记者:您曾在《主角》的后记中写道“生为主角，其实是一场受难”，而忆秦娥一路走来也确实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她却能非常有韧性地“熬”过来。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您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呢?

　　陈彦:干啥都不容易。当主角容易吗?主角就意味着责任、辛劳、扛雷、磨难。没有韧性，你是当不了主角的。舞台上的主角，哪个不是挣扎得红汗淌黑汗流的。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惯了主角的劳碌辛苦。前台看着众星捧月、刀光剑影，威风凛凛，一到后台，累得气息奄奄，欲活不得，欲死不能。几多眼泪，腌渍、氤氲了华美的艳抹浓妆；几多眼泪，只能到无人处才纵情释放。那是怎样一种生命与艺术的较真抗争啊!你不能不对他们深怀敬意。我常讲，主角又哪里是戏剧舞台上独有的角色形态呢?生活中哪里没有主角、哪里没有配角呢?生活中的主角又何曾好当?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一场受难呢?你得熬，你得挺!谁让你是主角呢?

　　记者:《主角》不仅讲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秦腔名伶的经历，更反映了秦腔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您如何看待和处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陈彦: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周遭与身后，一定网织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忆秦娥也不例外。尤其是成为名伶以后，关系就更为复杂一些。舞台小世界，本来就联系着广阔大社会。秦腔自身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宗教、人文、民俗的饱蘸，使它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成为独自低吟浅唱的孤岛。在写这部作品时，我自己也有一种努力，就是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社会人生感悟，都附着在小说人物身上，加以尽情抒发。

　　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它饱含着社会发展的兴衰与变迁。自己在文艺团体工作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包括对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的认知与辨识，也与秦腔这门古老艺术教给我的思维与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关。历史是人民推动的，这句话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清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记者:您的三部长篇作品分别聚焦农民工、装台工人、秦腔艺人，他们都是小人物。您当初怎样选择自己作品的主角，为什么要为这些小人物立传?

　　陈彦:是的，《西京故事》几乎完全聚焦在进城农民工与贫困大学生身上。《装台》也是写了一群农民工与戏剧舞台的故事。他们到城里来讨活计，巧妙与戏剧接壤，成为舞台演出的装台人。所谓装台，就是为演出装置布景、灯光、道具的人。过去老戏舞台装置简单，就是一桌二椅。什么都是虚拟的，不需要人装置舞台。现在演一场戏可不同了，有时真山真水、真汽车、真飞机都上去了，因此，装台成为十分繁重的劳动，有时一台戏需要好几天装台时间，且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就催生了装台这个行业。他们搭台，别人唱戏。这里面的事情，颇有一些味道，因此就写了出来。而《主角》就完全写的是演员、乐队、编剧、导演、团长等职业生态，由此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出场人物过百。职业也涉及传统说法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我是想尽量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从而折射出一种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想法归想法，是否达到，还需读者检验。

　　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记者:在中国文坛上，陕西作家群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曾斩获茅盾文学奖，他们用文学作品书写、关照黄土地上的悲喜人生。作为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人，您的创作是否受到文学“陕军”的影响?

　　陈彦: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爱读陕西作家的作品。柳青、杜鹏程、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我在他们身上都汲取过丰厚的营养。他们都是把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严格走现实主义路子，创作严谨，著作等身，生命辉煌。陕西还有好多大作家、评论家，都对我的创作有过指导和帮助，我深深感恩这些人，也深深感恩陕西这块养育我的土地。我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积累的素材一辈子也写不完。我会珍惜这块热土所赋予我的激情和力量，努力再为“文学陕军”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