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时节》挖掘中国农民精神之美

　　非专业人士如何干到专业水准

　　扮演副乡长的90后男主角陈冠英是一名机关职工，以前只做过群众演员，对他来说，“刚开始进入不了角色是最痛苦的事情”。在一场面对采棉女工发生冲突的戏时，尽管他没有台词，可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拍了几条都没过，就被导演一顿痛骂。这一骂，骂醒了他。

　　有一种敬业叫作较真。拍戏前，他都会把第二天的剧本反复读几遍，还对着空气练习，让自己迅速进入状态。有一次拍摄完之后，精神高度紧张，一放松下来，却走不动路，扶着墙根，竟然吐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感动了自己，表演才能感动观众。”他说。

　　非专业人士如何干到专业水准？很多人都会这样问王是，他坦言压力很大但没有捷径——大家一起下笨功夫！去新疆拍摄，剧组提前十几天就进场了，让演员和普通采棉工人一样，冒着太阳去摘棉花。一般的电视剧有三个月的拍摄周期，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们花了5个多月。现场还安排了4个导演，这比很多剧组投入都大。

　　“演员进入状态慢，我们就一条一条地磨，完全按照专业标准执行。”王是说，仅是剧本写作，从北京到河南，中间就换过好几拨团队，“很多人建议里面加上‘三角恋’，最终还是被否定了，一定要立足现实，不能靠‘狗血’剧情赚收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花开时节》缺乏矛盾冲突。故事一开头引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观：以大妮为代表的诚实劳动的农民，以二妮为代表用各种方式博取出名的“网红”。正是这些价值观的碰撞，让观众看到农民的质朴之美——诚实的劳动，农民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也会遇到不屑和不理解，但是坚忍的性格，坚守着诚实的内核，这是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

　　挖掘怎样的农民之美

　　十几年前，河南前往新疆摘棉花大军一度达到了十几万人，也曾是兰考实现脱贫的重要路径之一。很多人印象中，摘棉花带来了可观收入背后，每一位摘棉花农民都会有一段心酸故事。“其实并不是！”在拍电视剧之前，导演和制片人赶赴新疆采访了130余位摘棉农民，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我也曾设想他们比较悲情。”很快，陈胜利有了新的发现，尽管摘棉花很苦，不过摘棉农民正在变化——从过去他们为了温饱，到现在为了赚钱也为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大家挺乐观的，甚至还有人带着孩子来“接受教育”，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

　　“中国农民群体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生活好了，但依然选择艰苦的劳作。”王是认为，他们一到采棉季节依然习惯性地去新疆摘棉花。虽然不再指望拿到这份钱糊口，但是劳动惯性已经浸润到农民的骨子里，还是不自觉地在坚守勤劳的品格。这是中国农民之美——用劳动追求美好生活。

　　一朵小小的棉花背后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迁与冲突。“我不想以怨妇诉苦的腔调讲述她们的故事，也不想装着满怀悲悯可怜作假。她们不需要可怜，她们需要的是温暖和尊重，生活虽然艰辛，但她们并不怨天尤人，干活吃饭不偷不骗，钱挣得干净，人活得硬气，为什么要别人可怜！”这是陈胜利认为中国农民的可爱之处。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曾关掉手机连续三天看完此剧，他认为不应把《花开时节》只是当成一般描写从兰考到新疆去摘棉花的农村故事。这部戏借助了这个题材，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农民是用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生活，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国农民在精神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开了物质之花，更要盛开精神之花。文艺评论家陈先义说，这部剧与生活同步，表现行进中的生活，这才能引起老百姓的关注，真正起到文化化人作用。

　　创作团队在制作完电视剧后，曾经两次奔赴兰考县给当地摘过棉花的农民播放这部电视剧，暗中观察她们的反应。用陈胜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戏，人民演，最后人民是裁判。这些摘棉女工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剧，跟着剧情哭着笑着，最后说：“这部戏真心演农民生活，演到了心里。”

　　 （本报记者 章正 王胜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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