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

　　五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毛泽东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地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与支持。1958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胡乔木——“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于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就比《诗刊》来信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指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更严谨”指的是，当毛泽东5月9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经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上发表过，但毛泽东还是如临如履，在出版前专门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年1月，毛泽东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条，2000余字。在我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他个人的立言，而是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共产党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