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记录历史，让相机具有生命——专访著名摄影家解海龙

　　○中国艺术报：您此后的摄影之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

　　●解海龙：前10年光景，我追求的那个方向在今天看来，只是做了一个基本功、一个练习，我选择的方向并不见得对。到了1988年，我就认识到了我应该拿相机拍一个跟我们国家命运契合得比较好的专题。1986年，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7年，我就开始拍中国山区的教师艰辛地哺育那些学生、背着孩子还要给学生们上课的情景。大家认为我的路子变了，我觉得我的路子变了得到了认可，就沿这条道路开始在大山里拍摄。我选择了沂蒙山、太行山、大别山、乌蒙山、大巴山、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我就是拍老师、拍孩子，拍出了一个专题。

　　其间也有一些人说你这么拍很冒风险，谁知道将来你这个片子会不会得到认可，你拍摄的全是苦的内容。我当时还是有了一份决心，认定我做的事是对的，我就要坚持。我也曾经焦虑过，但还是一咬牙坚持了，我就把郑板桥的诗写在我的本子里——“咬定青山不放松”。今天大家都说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褒奖。

　　也有人说，“你不就拍了一张《大眼睛》吗？你要吃一辈子？ ”一开始我听了很不舒服，我就想干脆我不拍这个专题，我也拍名山大川，但是好像马上有人又说我了，“你将要走向何方？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风景也是一种记录，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风格。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 

　　○中国艺术报：有一组数据，从1992年开始为了替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您走遍了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28个贫困县，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行程2万多公里，您拍摄的很多孩子都得到了救助，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是怎样强大的动力才能促使您坚持不懈完成这些工作？

　　●解海龙：到了1989年、 1990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沿着我自己的那条路往前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我就今天住农民的炕上，跟他们一起吃个饼子、喝一碗汤，明天又坐上马车、驴车在乡间小路穿行，我看到了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于是我坚定了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拍的片子不是反映他们的贫困，虽然你会看到孩子们衣衫褴褛，但是一眼让你看到的是孩子们的眼神。

　　2万公里，是我的行程。我坐火车，但是火车都没坐过卧铺，经常挤在慢车上，和老百姓一起，他们带着孩子，背着筐，抱着小猪崽、小羊羔，在挤挤攘攘的那种状态下，我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生活。第一年我走了8座大山，其实那个时候我走了28个县，我的行程目标是40个县。后来越走我越感动，觉得我还要去，我要跑云贵，之后我还把海南、新疆、西藏全跑了，所以你看到的那组数据，应该是我跑了五六年之后的结果。

　　这些年下来，我拍摄过的地方，盖起了新学校，孩子们上了学，国家的政策也有所变化。但是我现在更多的不仅仅关注希望工程，更是如何用手中的相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