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流韵——甘肃的石窟艺术

　　甘肃石窟的时代及窟型、造像（包括壁画）特点

　　时代

　　甘肃最早的石窟为“十六国时期”，如莫高窟的北凉三窟，河西走廊早期的中心塔柱窟及炳灵寺的169窟、麦积山早期三佛窟。在整个中国内地，除甘肃之外，均未发现此时期开凿的早期石窟。其次为“北魏时期”。在庆阳市华池县的张家沟门发现有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石雕佛像，其造像风格仍是孝文帝改制（公元495年）之前的旧式样。其次发现有年代题记的为麦积山115窟的“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墨书，甘肃东部北、南石窟的永平二年、三年（公元509年、510年）碑刻、炳灵寺126窟的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石刻，最西的为莫高窟285窟的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墨书。这些题记和较多北魏晚期石窟的出现，说明文成帝复法、孝文改制之后，甘肃又出现了一个石窟修凿的高潮。

　　中国的石窟造像，在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之后（公元495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以前那种从印度传来的高大雄健、通肩大衣、半披肩袈裟的佛像，变为当时汉人贵族的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服饰和符合汉人贵族审美标准的“秀骨清相”式造像。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

　　总之，从孝文帝改制之后，甘肃陇山左右及河西地区的石窟艺术由于受中原的直接影响逐渐“中国化”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河西佛教因北凉政权灭亡衰落之后，又由东向西恢复发展的趋势。

　　紧接其后的北周和隋朝，甘肃又掀起了一个石窟修凿的高潮，在甘肃的各大石窟中都有此时的修凿，且规模大，数量多，造像精美。其后的唐代更是中国石窟修凿的盛期，甘肃情况同全国一样，出现了很多规模宏大、造像精美的石窟，特别是甘肃各地出现的大像窟，更具特色。由于唐王朝延续时间长，国力强，唐代的甘肃石窟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时期。

　　此外，甘肃的河西等地区，在盛唐之后，分别被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占据，这些民族同样信仰佛教，其在占据地区仍然开窟造像，故河西等地有不少“吐蕃时期”“回鹘时期”“西夏时期”的石窟存在。但这时期的洞窟往往是改建和利用前期洞窟重绘壁画，新的创造不多，然而这些石窟中往往发现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墨写的题记和发愿文等，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甘肃东部，情况较为复杂，除有不少宋代石窟之外，在庆阳市境内还有金代开凿的石窟等。但从总体上来看，唐代之后，甘肃的石窟修凿衰落了。

　　窟型

　　甘肃石窟的窟型种类较多，有中心塔柱窟（塔庙窟）、佛殿窟、佛坛窟、禅窟、大像窟、摩崖浅龛和瘗窟（安置逝者的洞窟）等。

　　中心塔柱窟即是在平面呈方形的窟内中心位置凿一连通窟顶的佛塔，塔上分层开龛造像，可右旋观像礼佛。此类洞窟还可分型分式，如有些具有前后室，有些在窟的左右、后壁开龛造像等。这类窟型应是从印度经我国新疆传入河西地区的，是甘肃石窟中时代较早者。

　　佛殿窟是在平面方形开出类似殿宇的佛堂，在后壁正中开龛造像。造像主尊（佛）居中，其余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左右排列。佛犹如帝王，高座台上，弟子、菩萨等如文武大臣，分列两边。佛殿类似宫殿，故称佛殿窟。这类窟礼佛者一进窟门，即直面佛，不由心生敬意，向佛礼拜。佛殿窟的礼佛形式应是面佛礼拜观像，以前右旋巡礼的礼拜方式被中国传统的礼拜方式取代了。这类窟也可分为各种型式，如有些佛殿窟左右和后壁三面开龛造像等。这类石窟是佛教“中国化”之后，为符合中国传统礼拜方式而出现的一种石窟类型。此类石窟延续时间较长，数量较多。

　　佛坛窟亦为在平面方形的基础上开凿出殿宇式佛堂，但窟中地面往往设一方形佛坛，坛上安置诸像，其礼拜方式又为右旋绕坛观像礼佛。这类窟型甚至影响了同时期的木构建筑佛殿的布局，如山西大同华严寺等。佛坛窟是“唐密”流行后，受密宗作法必设“坛城”而出现的一种新窟型。当然，这类窟也可根据窟型、窟内布局、造像题材分为各种型式。

　　以上三类窟的相应时代大概为：中心塔柱窟主要流行于十六国北朝早期；佛殿窟主要流行于初唐、盛唐时期；佛坛窟流行于盛唐之后与宋、辽、金时期。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如中心塔柱窟在北周时代还偶有发现，佛殿窟在佛坛窟出现后并未消失，甚至两者并存，说明唐密兴盛之后，还不能完全取代以前流行的传统佛教。

　　至于大像窟、禅窟、摩崖浅龛和瘗窟之类，几乎每个时期都有出现，不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

　　造像（包括壁画）题材

　　甘肃石窟的造像题材在十六国北朝主要有佛像、菩萨、弟子像等。佛像有单身佛像、二佛对坐像、三佛像、七佛像。还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和维摩文殊像等。菩萨、弟子像一般作为佛的胁侍，分列主尊（佛）左右两边。

　　壁画题材流行佛本生故事（佛前生的故事）与佛传故事（佛一生的传记）等。

　　陏唐造像主要为一铺数身的组像，如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最多可达十多身。

　　造像突出主尊佛像，其余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分置左右两边，一字排列。壁画中以前流行的本生、佛传故事画被大型的“经变画”取代。所谓“经变”，亦可称“变相”，即把佛经的文字内容用图像（绘画或雕刻）表现出来。但因有些佛经部头很大，“经变”一般只能表现该经的部分内容，最常见的是绘（或雕刻）出该经的“序品”（即序言），常见的经变有《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等。这类经变画多为鸿篇巨制，往往一幅经变占据一个壁面。有些经变有经变榜题，容易辨识，如《西方净土变》除绘主尊为阿弥陀佛外，还绘出左右胁侍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以此为中心，众菩萨围绕。周边有殿宇建筑之类，上有天国，天花乱坠，天乐自鸣；下有栏楯，水池莲花，乐舞鼓吹等。又如《华严经变》，绘主尊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普贤、文殊菩萨为左后胁侍，其余细节与《西方净土变》类似。

　　经变虽描写的是“佛国世界”，但往往能显示出“现实世界”，如其中的木构建筑，应是唐代宫殿建筑的摹写；乐舞之类，应是唐代乐器、舞蹈的真实写照，甚至描写古代田园劳作、婚丧嫁娶等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场面，在经变画中都可看到。

　　甘肃石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与思考

　　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无论是对石窟的保护、壁画的临摹和对洞窟的分期断代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如樊锦诗先生的早期石窟考古报告，即为以后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树立了标杆，是改革开放后敦煌石窟研究的最突出成果。近些年来，有关敦煌和甘肃其他石窟研究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且有一定学术水平。

　　这里主要谈谈甘肃石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甘肃石窟研究应该把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把各石窟的“考古报告”工作列在首位。作石窟考古报告的目的，一是永久保存该石窟的完整档案，二是为研究者提供全面资料。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的测绘手段、多维度的照相、先进的绘图甚至红外扫描技术等皆今非昔比，整理石窟报告的条件更加成熟，只要组织好各方面专家人才，整合各学科力量，作出更好的考古报告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要重视对甘肃中小石窟的调查与研究。甘肃石窟的保护与研究，由于敦煌的“龙头”作用，人们的关注点多倾向于莫高窟和一些重点石窟，对一些中小石窟的保护与研究还相对滞后。

　　还有，对甘肃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如炳灵寺169窟“建弘题记”，是否为炳灵寺的开凿年代？文献中记载的西秦译经高僧圣坚是否为炳灵寺169窟壁画中出现的昙摩毗？麦积山的早期“三佛窟”是后秦的还是北魏的？天梯山是否为中国石窟的“鼻祖”等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彻底搞清，因为其涉及到甘肃石窟的开创甚至中国石窟的开创年代等问题。

　　这里还要说的是，研究甘肃石窟，要同石窟修凿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佛教思想相联系，研究石窟中的造像、壁画题材等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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