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融合·写意——谈楷书创作

【视点】

现代·融合·写意

——谈楷书创作

　　曹恩东

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 曹恩东

　　“现代”一词是与古代相对应的泛指概念，是一个不断迁新的时代概念。之于艺术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形态概念。而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感，无疑是与“古代感”“传统感”相区别的一种新的审美感、视觉感、文化认同感。因此，现代形态不是传统形态的完全复制或者否定，而是对传统形态不同程度的改造和创新。

　　那么，当代楷书“现代”如何发展与创新呢？面对信息时代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的文化语境，楷书的实用功能，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进入到本体纯艺术化的创作之路。要关注“笔墨当随时代”，在法度与情趣、形式与语言、材质与表现等各方面取得广度的延展和深度的掘进，并且在时代精神的灌注和主体意识的参与下，寻找出一种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相契合的风格语言，表现自我，表现这个时代，不仅使“古法赖以复光”（傅雷语），而且“与古法无一似者”（黄宾虹语），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书法内部自我更新的力量，以及达到这种力量的可能。

　　我们知道楷书是在隶书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种书体，又称“正书”或“真书”。既然楷书是在隶书中不断生发及其演变的，那么何不反刍“在隶书中不断生发及其演变”时代的书法资源，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自觉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各种艺术在保持“实用”功能的同时，有意识地追求艺术的“美”。作为书法的真书（楷书）在这一时期体式初成，尚未定型。笔法基于草隶及草书、行书进一步静态化、规范化。这说明，隶、草、行书与楷书的发展相辅相成，它促进了隶楷向今楷的演化程度。其特征我们从钟繇、“二王”父子等文人书家流传下来的楷书作品考察它的发生与演变。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的造像题记、碑碣、墓志、摩崖等铭刻书迹资料以及简牍、写经、对策文、衣物疏、镇墓瓶等墨迹资料捕捉到萌芽期楷书与篆隶、章草、行草的各种关联。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言：“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因此，我们以“古化为我”的思路，“‘学诗如僧家托钵，积千家米煮成一锅饭。’余谓学术亦然。”（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以佳者皆可学的开放态度，不断对其资源开掘、拓展、圆融，努力构建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我神”融合型的书法风格。当然，在传承楷书“我化为古”这种“他神”纯正型的创作之路也是可以的。我在平时的楷书创作中，二者兼顾，一些飘逸、冲淡、闲适的古现代诗词，侧重后者“我化为古”多用小楷写就，以追求钟王遗韵为旨归。但在一些豪迈、沉郁、悲慨的诗文以及重大艺术活动规定的文字内容和些许自作诗文多侧重前者“古化为我”的探索与创构，以期所书文本与艺术创作达到完美结合与展现。

　　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言：“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说明书体之间互参的风格意义，一类是以古字体为主，今字体为辅的“篆参隶势”“隶参楷势”，可谓“通乎今以为变也”的“姿生”；另一类是以新字体为主，古字体为辅，“篆参籀势”“隶参篆势”，亦是“通乎古以为变也”的“质古”，并说明兼容的审美价值“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这种创作观念就是前面所言反刍的书法资源，走“我神”融合型创造之路，不断构建自己书法语言的方法论。当然，沈曾植先生没有直接言明如何楷参孰势而姿生，但从行文中可知：楷参草（行）势而姿生。进一步拓展，以五种书体而言，应该包括楷参篆（隶）势而质古。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以楷养楷，而以他体补楷，在楷书创造中不断吸收篆、隶或行、草某些特点，以及古代简牍缣帛、写卷残纸等墨迹资源的楷化基因，以生成新的形式语言。这种形式语言是艺术作品风格的标志，也是艺术家精神特性的印记。

　　以篆入楷法：把篆书的圆笔引入楷书，“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东汉·蔡邕《九势》）转折处一些方折改写成圆转，将某些篆书的偏旁部首或结构改造后利用，增加作品的厚重笔致和古拙之气。如，笔者的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敦煌廿咏》作品中的“穹”“严”，结字用笔虽然没有直接参入篆书的笔法与结字，但以“偷梁换柱”式对楷书的“飘逸之感”参入“敦厚古拙”的审美成分。

　　以隶入楷法：借鉴隶书的笔法，“北碑画势甚长。”（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强调线条中段变化，让变化走出一个过程，并且舒展开来。尤其“二爨”、《中岳嵩高灵庙碑》《石门铭》等书迹以及简牍、写经一路的墨迹另类写法化入笔端，同样将某些隶书偏旁部首或结构改造后利用、引入些许异体字写法，增添作品的古意性和陌生感。如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作品中的“骑”“缥”“眼”等，在字形扁阔、体势开张中多含隶意。

　　以行草入楷法：以“行草笔意”改造早已“规矩”的笔法，在快写中不断连笔、省减。楷需草意而活，草需楷力而稳；楷过稳而失其活，草过流而失其厚，以强化点画之间的映带呼应关系。偶尔使用破锋、散锋、飞白，让用笔“势疾则涩”（东晋·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更具书写性和苍劲感。同时，将某些高度约定俗成的行草结体引进来，增益作品的轻松感和跳荡性。如自作诗《题丹霞地貌》作品中的“峰”，在“详而静”的布局中，呈现出“简而动”的意味。

　　其他资源借鉴法：除五种书体（字体）相互融通外，甚至可以向生活于斯的地域书法——简牍缣帛、写卷残纸等资源学习借鉴。这在前面书法资源反刍已谈到，在这里作进一步强调。这一时期的楷书具有篆隶、行草的基因，复合了许多非主观的形式元素，是一种古典和天成的合作，反映出因书体（字体）不断演变而呈现出各种体势的杂糅和混合现象。在楷书大字创作中，还可以将行草墨法借鉴应用，强化浓淡对比和墨白图底关系。如自作诗《会宁》作品枯笔淡墨，这种点线内部丝丝缕缕的小细线如丝瓜般似断非断，藕断丝连的特征，保证了被线界破的余白之连续运动和整体统一。另外，浓墨重笔凸显在前，枯笔淡墨退隐在后，营造出空间深度，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以上所谈楷书，主要是“我神”融合型创作思考和实践之路。楷书创作融合就是篆隶书的古质和行草书今妍之复合并加以整饬的写意。这种融合，实则是一种碑帖融合，也是瑞士著名美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中所阐释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风格，各种书体（字体）间不是单一式的借鉴，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性生发，在时空中圆融与流淌，形成书法作品的主体、客体、本体的有机构成。

　　楷书创作要有灵魂和体势的存在。灵魂即动、活，是线条的心迹；体势指行、草、篆、隶之备有，即楷中有行之动、草之简、隶之古、篆之力。写出来的字，再不能是“正襟危坐，如对至尊”，像科举时代要求的那样去表现“乌、方、光”，而是追求写意性和抒情味，厚而静中显虚而动，成为书家内心观照下有意味的形式。

　　任何艺术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自身的需要和时代的产物，并被烙上时代的印记。楷书笔画平整，结构严谨，体型方正，分布得当，规范易识，沿用至今。但对具体产生的时间众说纷纭，郭沫若曾认为：“自东汉以后，字体又在逐渐转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阶段。”但从近年来出土的简牍、帛书中考察，我们发现作为书体的楷书，实际在三国和西晋初已接近成熟了。这也给我们以启示：拓宽书路，取法反刍，以佳者皆可学的开放态度，沉浸其中，为形成个人书法特点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