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在兰州市博物馆展出

　　《柳公权书金刚经》

　　唐拓孤本，墨绘纸本，纵28.5厘米，横1166.6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局部图

　　《柳公权书金刚经》刻于唐长庆四年（824年）四月，系柳公权47岁时所作，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极为珍稀，故为敦煌文献中的稀世珍宝。柳公权因书写此经而深得穆宗赏识，得以升官晋爵。在唐代书法中当以颜正卿、柳公权为其代表。颜书丰腴，柳体瘦劲，变内蕴为外拓，追求一种笔到力到，清癯精劲的艺术情调。

　　此拓本书体用笔灵巧劲健，虽有与“颜书”同法之处，但更多融入魏晋及初唐楷意，并掺之以北碑的骨力洞达，故初观此碑似觉平常，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然细察之则一招一式颇富变化，方劲整饬中寓清灵通秀之气，其一点二画，一如刀斫般齐整，干脆利落，节奏明快，极富动感。

　　《文选音》

　　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局部图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文学总集，是由梁代萧统选编文学作品而成，并非专人著作。它选录的作品上启秦汉，下至南朝的梁代，其内容分类之细，选材之广，质量之优，使它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

　　此书问世以来就在文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尤重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蔚然形成“《文选》学”，成为考生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尤其在唐朝盛极一时，随着《文选》在文人中的广泛传习，对它的注释也就应运而生。遗憾的是，《文选音》残卷首尾不全，无法得知其作者，学者们对此说法不一，但对该残卷为唐代写本似乎并无多大异议，因此，我们亦可将《文选音》视为唐写本的语音材料。

　　藏经洞发现的《文选音》有两个残卷，经过辨认，其内容同属一个写卷，只是内容不能衔接，字体、抄例相似，故合而为《文选音》。它虽是残卷，但可一窥当时具体语音面貌，且不只是语音，这些手抄本还具有独特的字形，里面有许多异体字，与传世的各种版本并不同，也值得琢磨。总之，它对于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校勘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孔子备问书》

　　唐代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本文文物图片由酒泉市博物馆提供）

　　《孔子备问书》属通俗类蒙书之一，此蒙书历代史志典籍中无记载，后世亦无传，今仅见于敦煌遗书中，尤显弥足珍贵。这部蒙书在思想上融儒、释、道三教混同民间信仰杂糅的色彩，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

　　《孔子备问书》现存四个写卷，三个抄本，从避讳推测，应抄于唐太宗时期，从文书内容来看，大致成书于太宗时期或更早些。四个写卷皆为卷子本，四卷不同程度略有残损。全篇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行款的排列上，皆采用每行大字体为“问”，双行小字体为“答”的形式。主要就天文、地理、时序、历史、官职、礼仪、人情等常识进行启蒙教育，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当时敦煌一带的社会生活与普通民众思想的真实面貌，成书具有思想多样化、知识地域化、通俗化等特点，既反映蒙书教育思想中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折射出敦煌文化与中原文化属一脉相承，实属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敦煌原生态训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