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 文以载道——汉字的流变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

【荟萃】

言为心声 文以载道

——汉字的流变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董国庆

　　徐兆寿

　　也许是书写方式正在被数字技术取代的原因，汉字的书写在近年来反而被提及得更多，大学里开设了书法专业，中小学也有了书法课。同时，也有不少人利用短视频解读汉字，里面有专家，也有民间人士，这都说明汉字在今天越来越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讲，当下是我们重新认识汉字并以此来传承中华文脉的时代。

　　汉字的世界性意义

　　对于汉字的意义，比起我们的自我言说，也许让外国学者来讲更加合适，因为他们是与众多西方文字进行比较后才得出的结论，因此更有世界性意义。一般来讲，我们把汉字以外的文字多概括为表音文字，而把汉字确定为表意文字，但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的问题。根据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研究，他发现西方的拼音文字是把意义绑在声音上，声音要先于意义而存在，这就导致意义随语音流变而断裂。但他同时认为，大多数像汉语和日语这样的非表音文字，很早就包含了表音成分。也就是说，汉字是音形义皆有的文字，并非单一的表意文字。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一种哲学的、理性的文字，每个字都对应一个清晰的概念，如同代数符号一样精准、简洁、可推理。他们的表述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表音文字并非源文字，而是不断变迁之后的文字，而这正是西方文化和其他表音文字所承载的文化断裂的原因之一。相反，汉字虽也有不同时期的变迁，但因其音形义的大体稳定性则正好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很多东西方学者看来，汉字是所有文字中唯一包含了文字创立之初象事象物、为事物命名、确定其意义等要素的文字。

　　在我上大学时，有两人的书看得不太明白，一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他们都是从语言来重新解释世界的，但我记住了索绪尔纠结于语言，一切哲学都根源于语言，而海德格尔的困惑，即世界的原初命名在哪里，换句话说，是谁为世界命名的。这些年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研究伏羲文化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了索绪尔的纠结，也找到了海德格尔所困惑的答案。比如，我发现人类在一万年前至五千年前几乎都是星象时代，即共同崇拜天上的星辰，一方面都有观象授时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上古人们用头顶的星辰来为自己确立崇拜的意象。所以中国人的星象崇拜并不仅仅在华夏文明的区域里流行，而是在世界各地都有。特别是历法，几乎大同小异。这就表明时间的确立是一致的。而空间的确立也几乎一致，东西南北中这些方位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在用，全球都在使用。此外，数字也一样，人们在上古时代就共同使用同一套数字系统。而这些都是人类最初对世界确立和命名的内容，同时，这又是伏羲氏最早创立的文字符号，有一套系统性思维。随着书写技术与各种语言交流技术的发明，以及中国人对各种语言的学习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建立，中国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字。

　　汉字中蕴藏的世界观

大地湾原始村落遗址 董国庆

　　我曾在讲授《世界文化史》时查阅过其他古老文明中有关时间、空间、数字发明的情况，除了宗教的经典里有模糊的说法外，几乎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是，在中国的《周易》里写得清清楚楚：天一、地二……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确立，而且是用数字来对其命名。用今天数学家的方法来讲，伏羲氏为天地和人类总结出了数学模型，这一模型是他以人类长久观察天地运行和人与万物的生活而逐渐总结出来的规律，那就是《河图》《洛书》。尽管两幅图案都是北宋时才流传开来，但在北宋之前的各种著作里一直有论述。显然，两幅图是星象运行规律，更是时间、空间和五行运转规律的表达，但它又以术数的形式来表现。

　　所以，在我看来，人类最初确立的文字无非就是表示天、地、人、时间和空间的数字。它们是世界观，是对人的存在的最简单的规划与指导。在《河图》中，天和水、北方用一来表示，地和火、南方用二来表示，东方和木用三来表示，西方和金用四来表示，中央和土用五来表示。这是天地生发之数，而六至十则是成数。它们不仅表示时间，还表示空间。今天我们可以从那张图中看出时间与时间之间有各种规律，空间与空间之间也有密码。从今天来判断，伏羲氏造书契、命名万物，不外乎是对天地时空、四面、八方进行一些大的概括性命名，包括八卦之名和数字。

　　如果说伏羲时创造的更多是符号性的文，那么，到黄帝时就开始演变为字。两者都有声音、形象和意义。他们创造文与字的方式都一样。黄帝命仓颉造字，而仓颉还是像伏羲氏那样，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之变，博采众象，始作文字。这是天人合一的方法论。伏羲氏的文“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仓颉作书则“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文和字都是神圣之物，象天法地。

　　黄帝与仓颉造字，首先还是对伏羲氏的时空概念进行转换，所以天干地支这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被重新创造出来了。这是那个时候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伏羲时的这些概念都是多音节的，如甲原来叫阏逢，乙叫旃蒙，丙叫柔兆，子叫困敦，丑叫赤奋若，寅叫摄提格，亥叫大渊献。这些都是历法中的概念，《尔雅·释天》以及《史记》中都有记载和解释。

　　中国人首先是对天道的认识，有了天文，然后才有地文、人文和万物之文。有了文，然后才有字。最初是象形的，后来不够用，便先后有了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五种造字方法，合起来是六书。单独的文和字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简短的句子就出现了。再后来，一个个句子有机组合，终成完整诗文。一个大千世界就这样创造出来了。所有的事物都有了名字，然后就有了类别。有了类别，就会被命名。这些都被简短的文章记录下来，慢慢就沉淀为史。氏族、民族等就有了自己的史书。从那些甲骨文或《史记》等史书里，我们可以从一些词语里窥见文字最初的意义、声音和形象。如“玄鸟生商”，短短的四个字，但它代表的信息量非常浩瀚。商族是对“大火”星的观察者，也是“大火”星的祭祀者，所以那个时代就被命名为商。这样的文字和命名有其来处，有其方法论和世界观。

　　文以载道是汉字传承的根本法则

嘉峪关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 资料图

　　从今天来看，最早的文，即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岩画、陶器、玉器、铁器等上面，字则出现在铁器和甲骨等上面。这就是媒介的产生。媒介是承载文字的器物，是形式，它的发明创造同样也影响着文字的发明与创造。反过来讲，这些媒介也是反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材料。

　　天水秦安大地湾有7800年前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在那里，人们发现了7800年前至7300年前的符号，如“十”“山”“中”“卜”等13种符号，它们比仰韶文明要早1000年。在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人们发现了7000年前的很多刻画符号，而在仰韶文化带，人们发现了6000年前—5000年前的半坡陶符、姜寨陶符等。在马家窑彩陶中，发现有类文字符号和各种陶符在130种—300种之间，其中最集中、数量最大的是青海柳湾墓地的马厂类型彩陶，已整理出约279种符号。据一些文字学家考据，马家窑彩陶中的符号有一、二、三、×、+、｜、‖、〇、□、△、∧、≈、∩、∈、工、口、巾、中、北、井、田、木、火等，用以记事的数字类符号有一到百、千、万等，已经有字形的有巫、女、母、日、月、山、水等象形符号，这些符号与后世甲骨文、金文的数字、基础字根高度重合，实现了符号表意的初步固化，是汉字象形、指事造字思维的早期萌芽。

　　从这些彩陶上的文字和河南贾湖出土的骨笛以及相关符号，可以证明，伏羲氏早在10000年前至7800年前就根据观察天象、俯视万物、中观人情而创造出八卦符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确立，有了婚姻家庭伦理的确立，同时以刻画符号（书契）替代结绳记事，刻于竹木、兽骨、陶器上。伏羲氏是根据天地的伦理来为人类确定伦理的，男女之间有了分别，有了夫妇关系和长幼之别，然后用天地之文来教化人类，但这远远不够，所以在日用的陶器上、岩画上也刻画了相关的符号，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天道，学会生活。

　　根据这样的逻辑，5000多年前的黄帝用丝绸制作衣冠，进一步用天人合一的方法制礼作乐，使礼教盛大，故名华夏。华夏者，是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方法论来命名的，夏天的草木最为旺盛，故曰华夏。马家窑彩陶正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色彩明艳，各种符号出现，同时，文字产生。彩陶仍然是黄帝一族用来教化人们的日用品，同时，它也成为祭祀和葬礼上的用品。

　　有学者认为，距今4500年—4000年的龙山文化陶寺遗址陶文，是汉字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或可印证夏代文字体系的雏形。同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系列刻符也可印证这一观点。至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则标志着汉字创造体系的全面成熟与定型。目前已出土甲骨文残片15万余片，可识别单字4500余个，已释读1500余字。最重要的是，甲骨文已经覆盖六书造字方法。至今，学者一直在思考，如此成熟的文字为什么突然出现，它究竟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才到达这一步？虽然目前还未能找到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它可以佐证，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五帝时代和夏时代定然有相应而漫长的传承史。这也是我们后世人们需要去挖掘的内容。

　　甲骨文之后的史料一目了然，不再赘述。我们可以看到，从伏羲氏一画开天，始创人文刻符，然后经过黄帝再度创造文字，再经过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华夏的文字始终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在稳定地发展和再造中。这些文（刻画符号）和字共同承担了华夏文化史，且一以贯之天地大道和人文之道。汉字为何慢慢变成了方块字，就是根据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形成的。人们根据五行方法和象天法地的方法，又对人的脏腑、五官、身体都进行了一一命名。不仅如此，对大地也是这样来命名。如天在北方，所以天子就要坐北朝南，其左边是东方，其右边是西方，所以说河西、河东、陇右、江左、江右等都是这样命名的。匈奴的右贤王在西边，所以汉武帝打下河西之地被誉为断匈奴之右臂，张国之臂掖，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再用这样的方式创造一个意义世界。如用五行创造了人的五常伦理与道德，用天地人三才之道和天地的生成关系创造了三纲。虽然后世对它的解释走向偏颇与极端，但这些文字或语词的创造都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方法论。《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就更不用说了，通篇都是讲这个意思，并教导人们按照这样的方法生活与治病。

　　可以说，这些媒介上的符号与文字，可以反过来证明华夏文明五千年来未断。

　　媒介和技术是推动汉字变迁的动力

天水卦台山景区 高樯

　　从事文学的人，都非常重视对文本的研究，但对媒介的重视往往不足。过去我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十多年来研究媒介发展使我意识到，媒介形式对文字与文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革命性的。

　　陶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最初的文，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时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今天我们要解读它还需要时间。到字的发明则是一个沉淀后的巨变。玉石和甲骨的出现，都是划时代的大事。那些精美的玉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说明刻画技术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因为媒介的原因，这时候的文字还是单字或很短的语词或句子，多是象天法地和祭祀礼仪以及占卜的内容。如玉器的创造基本上是对天地大法的宣示，如殷商甲骨文多是祭祀或占卜的内容，都是与天地交往的内容。等到冶炼技术提高之后，铁器上则有了长一些的句子，并形成完整的意思，如青铜器何尊上的文字。

　　竹简、木简的出现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创造，这说明铁器的使用不仅普遍，而且被人们大量使用，这样就产生了长一些的与音乐相结合的诗文，文字之间有了韵律，同时，私人写作开始出现。不久，还出现了史书。诸子百家就这样产生了，新的时代渐渐造就了出来。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世界性的革命，不但有了洛阳纸贵，唐诗宋词一夜间进入寻常百姓家，四书五经得以大量传播，而且这一技术在成吉思汗传到欧洲后直接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中国有明清小说，西方则从文艺复兴起就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小说，对人文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报纸的出现产生了大量新闻，小人物与民生社会得到关注，也改变了过去很多文章的写作形式，如副刊创造了千字文。

　　电脑技术和网络媒介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革命性的发明创造，它使文学与一切写作都变成普通人可以从事的事情，并且有效地解决了汉字的输入问题，使汉语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而数字媒介的进一步发展，使传统的写作技术、语言翻译技术发展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传统的书写方式渐渐被放弃，而数字书写、粘贴和海量传播乃至语言间的翻译使更多的人接触到海洋般的知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视频媒介以及AI智能技术的出现，它把文字镶嵌在视频和声音里面，似乎还原了人类创造文字时音形义相结合的初始时代。换句话说，文字的传播在媒介技术的变革中完成了与声音、形象的再创造。

　　以汉字为基础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今天，当我们从文字的角度来重述中华文明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文明的标准以及人类要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在对欧洲和西亚的古文明进行考古的基础上，总结出城市、铁器、文字乃文明的三要素。百年以来，中国学者也不停地在中华大地上寻找城市、铁器、文字，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良渚文明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证据，因为它有城市，有玉石和礼仪，也有文字的雏形。我们现在还在以二里头、石峁城等为依据来证明我们的城市文明史。这当然是一个衡量尺度，但若仅仅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人类所有的文明，则未免简单了。

　　钱穆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指出，人类文明从生存环境来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游牧文明，即草原文明，它大概是最早的文明，人们逐水草而居，不建城市，也没有固定居所；第二类是海洋文明，即岛屿文明，人们以商业为主，以岛屿为中心建立起的城市；第三类是大地文明，有足够的土地，以农业为主，可以自给自足，人们的村落散落在大地之上。前两种文明内中不足，都有强烈的侵略性，只有大地文明是中和的文明，所以是人类文明需要追求的方向。

　　钱穆的观点显然更有利于中华文明精神的确立。我们也可以再来看看中亚和东亚的考古特征，一方面城市、铁器、文字仍然是考古发现的重要内容，但另一方面，东亚的考古主要在陶器、村落、玉石、天文、历法、文字以及祭祀礼仪等方面，更多显示出人类精神文明方面的特征，与西方文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特征各有不同。一些学者认为祭祀礼仪应当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得到部分国际学者的呼应。

　　总体来讲，如果我们从东西方都认同的文字出发，来重新用文物考古、科学技术等方法对上古黄帝和伏羲氏的文化进行科学考据，那么，一个新时代就有可能产生了，华夏文明的探源工作就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会推出更多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同时，从汉字所展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可以真正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