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元代回鹘文碑

酒泉元代回鹘文碑

肃州碑阳面拓片

　　袁璐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石碑，该碑一面回鹘文，一面汉文，历史学者称其为《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简称“肃州碑”。

　　此碑立于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元朝灭亡后，此碑被废弃。明初修葺肃州城时因缺乏石料而被切割为两块，镶嵌于肃州城东门两侧当做石柱。这块碑上记载了一家六代十三人世袭肃州乜可达鲁花赤的历史故事。

　　地方史学家、金石学家张维于1941年调研甘肃时，在肃州城发现此碑，并在《陇右金石录》中做了记载：“酒泉城东门有方石柱，高七八尺，广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傥使习蒙文者究石辩证，必可得究竟也”。

　　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肃州城时，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等人发现了此碑，引起重视。向达在《西征小纪》中记载：酒泉东门门洞内两侧墙各嵌石柱一枚，上俱镌回鹘文，疑元代碑碣。由此，这块石碑正式进入学者视野。但碑文是什么文字，如此大的石碑到底记录着什么，一度争论不休。

　　1962年，酒泉肃州城整修街道，东城门被拆除，两块回鹘文石碑被拆下，发现石碑背后有汉字。汉字部分砌于内侧，未经风雨，所以大部保存完好，可以辨读。而回鹘文面因暴露在外风化严重，许多字已经剥落，辨认有限。

　　1976年白滨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夏学家）与史金波先生（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程赶赴酒泉拓制《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进行研究。经研究辨认后发现，此碑两面的汉文、回鹘文内容相同，至此，这块碑解开了神秘面纱。

　　该碑被一分为二竖直解开，镶嵌于酒泉市旧城东门洞内壁西侧，用做石柱。原碑无碑额，呈长方体石柱状。碑身高236厘米，两块并宽91厘米，厚29厘米。碑阳汉文24行，左石13行，右石1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阴回鹘文32行。石碑中间被凿毁，阳面的汉文有十多处受到损毁。阴面因长期外露，磨损非常严重，回鹘文字迹已很难辨析。碑阳因长期嵌于墙内，汉字磨损较少，基本不影响对碑文内容的理解。

　　元史中对当年肃州攻伐战争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百余字。

　　太祖本纪中记载“二十一年丙戌夏（公元1226年），上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九记载：进兵围肃州，守者乃钤部之兄，惧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帝怒城久不下，有旨尽屠之，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肃州城守为蒙古大将昔里钤部的哥哥，因肃州城久攻不下，元太祖成吉思汗大怒，下旨破城后举城屠之，昔里钤部恐惧城破哥哥被杀灭族，着求太祖。城破后因“昔里钤部”的乞求，元太祖赦免了他兄长家族百有六户（此处的户是指的一个部落106个家庭单位，而非106口人）。

　　从元史这两段文字中我们能了解到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大将攻打肃州，“攻城”和“久攻不下”后成吉思汗下旨屠城。那么怎么打的，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而知。

　　肃州碑碑文中则记载：“举立沙，肃州阀阅之家”（肃州城内高门大户，可以左右城市命运的家族）宝庆二年（西夏乾定三年、公元1226年）5月，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围攻肃州，战事惨烈，在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之际，举立沙偷开城门，献城归顺，又率部征讨直至战死。成吉思汗感念其忠诚和英勇封举立沙的儿子阿沙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到元始祖忽必烈时，又准其子孙世袭。肃州碑为世人揭开了那段历史烟云，碑文记载与史料相互映衬，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战况。

　　《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在历史研究中弥足珍贵，其珍贵之处还在于：

　　一是回鹘文从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在今天的甘肃、新疆和中亚、西亚、东欧的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曾广泛使用，伊斯兰教传入后，回鹘文被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哈台文所取代，但回鹘文在钦察汗国和吐鲁番等地一直使用到15世纪，在我省酒泉的裕固族地区甚至发现有17世纪抄写的回鹘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如今的蒙古族传制的回鹘式蒙古文，满族传制的满文都是仿照回鹘文传制的，足见回鹘文的作用和影响之大。这块碑对于回鹘历史研究和对回鹘文字演变发展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

　　二是元代回鹘文石碑经历662年，能够残存至今实为不易，最重要的是碑文记载了举立沙这个家族“自元太祖二十一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共计135年间”，六代十三人世袭肃州乜可达鲁花赤的历史，为后世学者研究元代史、西夏民族史、酒泉地方史提供了实物佐证、补充了史料。

　　三是碑文保留了元代官方文字的真迹，为研究元代官方书体、文体以及元代地方建制与官吏名称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