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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复原紫泥封

 2021/01/15/ 09:26 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记者 左玉丽 杜雪琴

【文化记忆】

复原紫泥封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左玉丽 杜雪琴

  或许,每个人到这世间来,都是带着某种使命的吧。

  关联说,他的使命就是复原紫泥封、传承武都紫泥文化,让家乡的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不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

  提起紫泥封,知之者寥寥。然而,她在世界邮政史、保密史,中国古代官制史、文字史、书法篆刻史上,有着特殊而显赫的地位。

  从1982年初知晓紫泥封开始,关联孑然独行在研究、寻找和探索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路上。这一走,就是近40年。

  2019年12月,关联的不懈努力有了结果:武都紫泥入选陇南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关联成为武都紫泥的传承人。

武都区三河镇柏林村 张瑾宁

  一

  关联结缘紫泥封,实属偶然。

  1982年,36岁的关联被派到北京学习。一天,在图书馆翻阅《人民画报》时,一篇介绍“泥封”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文章中提到,汉代皇帝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目前仅有一枚紫泥封存世,上钤“皇帝信玺”。这枚西汉时期的紫泥封并不在国内,而是收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

  此前,关联并不知道“泥封”为何物,身为土生土长的武都人,他也从未听说过“武都紫泥”这一物产。皇帝玺印要钤在武都紫泥上,这令关联十分震惊,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被遗忘的武都紫泥以及紫泥文化重焕光彩。

  然而,要实现这一理想谈何容易!

  《阶州备志》卷六说得明白:“在州东六十里,旧属福津县地出紫泥,汉封玺书用此。有紫泥集。今紫泥亡集亦失传。”

  关联并不气馁。

  他利用机会到各地图书馆查阅史料,多次赴北京、上海、浙江请教封泥研究专家,到相关地档案馆查阅地方史和档案,寻找一切可供研究借鉴的资料,不放过一丝与紫泥有关的线索。

  他在书中看到四川已故著名印家曾右石先生在“荒谬绝伦”巨印边款中有这样一段话:“壬午五月,余甫弱冠,晤徐悲鸿大师於镜斋先生‘紫泥山馆’,为余拟刻‘荒谬绝伦’一印。”就因为这句话,他两次专程到四川寻找著名书画篆刻家镜斋先生徐文镜的“紫泥山馆”旧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关联的孜孜以求下,他的研究小有成果。1996年,他撰写的《篆刻艺术与武都紫泥》一文先后在《书法报》《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陇南报》《开拓》《万象》等报刊刊载,使武都紫泥第一次走入大众视野。

汉·皇帝信玺紫泥封 资料图片

  二

  关联本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吹拉弹唱样样能行。为了紫泥封,他放下了心爱的手风琴,拿起刻刀学习篆刻。

  这是因为,紫泥封本是皇帝的玉玺留在封泥上的印痕,要了解紫泥封,必须从印章和封泥入手。

  印章在中国的历史十分久远,至少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在岁月的淘洗中,它已经成了一个鲜明的中国记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就采用了印章的元素。

  印章最初的名称是“玺”,有关印章起源的记载,将它归于神灵的赐予,富有神话色彩。

  汉代《春秋运斗枢》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的描绘更为具体:“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显然,印章最早是权力的象征。

  私有制出现后,为证明物归谁主,便在器物上戳压记号,其作用是用来证明加盖印章的东西为自己所有。

  《后汉书·祭祀志》中这样描述:“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是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

  到了西周,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印玺跻身符节行列,成为通商的凭证。《周礼·地官·司市》条下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之句;《掌节》条下有“货贿用玺节”的话。有的商品生产者,在制作的陶、砖、瓦、鼎、玺等器物上,盖上有自己的姓名或者徽记的印章,便于识别,可以防伪,也可以算是品牌标识。这样的做法延续至今,比如在瓷器底部,经常可以看到盖有制作者姓名的印章。

  这一时期的印玺,起的是凭信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印章登上了政治舞台。统治阶级的官员,人手一印,以此为政治上的凭信,统治的法物。各种不同官阶,授以不同大小质地的官印,代表其身份与权力,略同今日之委任状。至官升迁,或去世,亦需解收印绶。苏秦就是佩戴着六国相印游说诸国的。

  秦以前,无论官印、私印都称“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集权统治,对印章的使用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玺”,以玉制作,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臣民使用的印章称“印”,可以用金、银、铜等材料制作。汉代还有军印,这种印往往是在行军中因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刻成,所以又称“急就章”。

  据记载,最早的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皇帝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与天子三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

  此外,秦始皇还命丞相李斯另制一“传国玉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汉官旧仪》中记载了皇帝六玺的用法:皇帝行玺——凡封命(诸侯王及官员)用之;皇帝之玺——凡赐诸侯王书用之;皇帝信玺——凡发兵用之;天子行玺——征召大臣用之;天子之玺——策拜外国事务用之;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皇帝六玺早已不见了影踪,唯有那枚“皇帝信玺”紫泥封,成为汉代皇帝六玺存在过的唯一见证。

  2019年,关联托人买了六方老挝田黄,仿“皇帝信玺”刻制了“皇帝六玺”。

  此时,关联已是武都知名的篆刻家。他从开始学习篆刻的那一天起,坚持每天至少刻一枚石章,日积月累,至今刻印上万方。这也为他后来复原紫泥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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