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雷泉寓言中的审美指向

金雷泉寓言中的审美指向

　　马筑生/文

　　莱辛说“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一种虚构的、具有明显寓意的、隐含讽喻意义的短小故事。”我觉得，金雷泉《行者寓言》、《大款回家》两本寓言集中的一些寓言作品，突破了莱辛的“寓言是一种虚构的”的论断。有些《行者寓言》、《大款回家》中的寓言，其实倒应是非虚构的写作。这些作品用小说似的技法，写大千世界里、茫茫人海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具有叙事美感和艺术性，体现着现代的叙事精神，是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再现和见证。这些作品以“真实”为基石，并用独特的视角、文学的技法，展示了人类社会或喧闹、或沉重、或戏剧、或荒诞、或残酷、或寻常、或无常的烟火人间，通过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细节，一个个动作、一句句对话，探索并逼近人类社会前世今生的真相。金雷泉寓言的审美指向，值得研究。

　　题材攫取的多元性

　　世间万物、人生百象，随手拈来，皆入寓言，这是金雷泉寓言创作的一个特征。金雷泉自称行者，有《行者寓言》（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为证。行者，即出行的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的记载；唐·郑棨《开天传信记》有“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的记载；清·阎尔梅《渔父辞》有“峒山居者笑行者，我自乘船君乘马”句。上述三列所记行者所见所闻，林林总总，奇奇怪怪。

　　作为阅历世间万物，人间万象的“行者”金雷泉，在人生的“出行”之中，发现了生活中的种种教训、哲理，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思考人生的目的，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形态，等等。他的思考，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寓言集《行者寓言》《大款回家》等，反映出他对人生价值观的探讨，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也充分显示着他的生活智慧和他精神的不断新生。

　　金雷泉寓言的题材涉及面十分广阔，如《放低姿态者》写古——秦代兵马俑坑，两千年前既有的历史存在；《用人者》写今——书记的用人之道；《莫高窟的东方微笑者》写中——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早1000 年的禅定佛的神秘微笑；《搬运者》写外——列夫·托尔斯泰当“搬运工”的故事；《驴》《大熊比赛》等写自然生态；《模具制造者》《歌唱者》等写人类社会，真可谓是古今中外社会自然，无所不有。

　　《模具制造者》叙述：西瓜的自然形态是圆的。可现代农业却培养出了方形、椭圆形、苹果形、木桩形等形状各异的西瓜——它可以按照人们需要的形状来进行培育。培育者按照人们所能够想出的形状，制造成模具，让西瓜在这些模具中成长。于是，西瓜变形了，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自然形态，只能按照模具的式样成长。金雷泉通过这种现象，发现在人世间，人们也为孩子们设计出了种种他们认为理想的模具，强迫孩子们在这样那样的模具中成长。但是，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却看不到事物的那一面，忽略了事物的矛盾性。于是，孩子们就像前述现代农业生产出的畸形西瓜一样，失去了自然天成，能动创新的个性——《模具制造者》“人的成长，应打破模具”的训诫意义突出出来了。金雷泉思维的运行成熟之后顺畅地行文，将自己的思维物化，正是所谓“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清·李渔）。

　　金雷泉寓言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声呼唤者》中十岁的丫丫凭借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自身的勇气，大声呼唤，使人们避免了一场海啸可能带来的灾难。作品的寓意是：有知识还得有勇气，该呐喊就得呐喊——丫丫的呼唤不光拯救了人们，还能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新生。

　　《歌唱者》中，李老师对赵小花的“关爱”与“扼杀”，再一次让读者明白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李老师只看到了赵小花唱歌对中考的影响，对之进行阻止和处罚——事物的正面，却不知事物是有矛盾性的。看不到他这样做的反面——扼杀了赵小花的歌唱天赋，使赵小花的天赋从此荡然无存。

　　《搬运者》通过列夫·托尔斯泰当“搬运工”的故事，表达了“想象和现实是不同的，现实世界是平凡的世界”的哲理。

　　《获奖者》通过丈夫获奖前后的心态，诠释了“人生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和满足之后无趣这两者所构成”的哲理。

　　形象隐含的多元性

　　金雷泉也善于臆造故事，比如：驴向公鸡、青蛙、哈巴狗、猴子夸耀自己的大耳朵，却被猴子嘲讽一通（《驴》）；黑熊疑心棕熊阴谋设下圈套而产生了恐惧，因而分散了注意力，结果输掉了本来未必输的拳击比赛（《大熊比赛》）；小鱼在危险时刻竟忘乎所以向同类进行报复，反倒先挨了刀（《两条鱼》）；墨鱼具有以喷墨绝招化险为夷的本领，却不想这绝招也是它的一大致命弱点（《墨鱼的绝招》），等等。金雷泉在其臆造的故事中寓藏着对人生的认识和感受。

　　在上述故事中，驴、黑熊、小鱼、墨鱼的形象隐含着多元的因子：

　　《驴》的故事中，主人公驴夸耀自己长有一双大耳朵，听力好。这其实并没有什么错，它说的是事实，说事实的驴是应该得到赞许的。但是猴子看到的却是驴的另一个表现：主人叫它向左，它装着听不见，叫它向右，它也装着听不见，叫它干活，它还是装着听不见。可是主人只要用鞭子一抽它的屁股，它就不再装了——听得见了。这头驴屁股的灵敏度超过了耳朵的灵敏度。猴子说的是它看到的驴的事实，说事实的猴子也是应该得到赞许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同一头驴身上的两种驴的形象。

　　《大熊比赛》的故事中，主人公之一黑熊是“非常著名的拳击手”。它为了与同为“非常著名的拳击手”的棕熊分个高下，“战了九十九次”，难决雌雄。黑熊与棕熊的第100 场拳击大赛将开赛了，黑熊下定决心要赢得这场比赛。它“舒臂踢腿紧张地准备着”。一个拳击英雄熊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可是，赛前，黑熊看到的是“似乎显得轻松自如，也不紧张地活动身体，而是和前来观战的动物们谈笑风生”的对手棕熊，这使得黑熊非常纳闷。

　　“第一局比赛，黑熊和棕熊又是平局”。

　　“黑熊发现棕熊还是信心百倍地转来转去，不时跟裁判野猪先生和台下的观众挥手致意”。这使得“黑熊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认为棕熊的表现与以往不同，产生了疑心，怀疑棕熊有了获胜的绝招，或者是“买通了裁判野猪先生”。

　　疑心生暗鬼，黑熊“越想越感觉到有一种即将陷入阴谋和圈套的恐惧”。

　　比赛中的分神，使黑熊“挨了棕熊狠狠一击”，这使得“黑熊完全失掉了信心……终于败在棕熊掌下”。

　　一个疑心病重的黑熊形象，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同一只黑熊身上的两种熊的形象。

　　寓意隐含的多元性

　　寓言形象与寓意是共生的，二者互动着、交融着乃至相互消解，并非只代表象与深意。一般来讲，寓言最初产生时，是具有一种独特性的，也就是精炼短小，以小篇幅阐明哲理与教训，通常呈现为“形象加上寓意”的形态。特别是中国先秦寓言的出现，往往是为了说明哲理、教训而作的举例论证。这样的寓言形态，有的虽然独立成篇，却很容易造成文学审美性的缺失。随着寓言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的体裁形式，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表现作者的思维活动和结果的。因此，寓言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指涉，常常隐含着寓意的多元性。创作主体在构思寓言文本时，如果能将“形象加上寓意”的思维转变为“形象乘上寓意”思维，将寓意的多重内涵隐含于文本，无疑将会增强寓言文本的文学审美性。

　　阅读金雷泉寓言作品，如果有意关注寓意隐含的开放性、多元化、立体化指向，我们会看到许多新的解读。例如《塑像者》：

　　两位塑像者,生于鸣沙山下、月牙泉边。他俩自小是好朋友,一起爬树,一起上学。两人却一美一丑,是大家公认的帅哥和丑儿。帅哥感恩父母遗传,这是天生的。丑儿面对欺凌讥笑，内心向往美好。

　　两人成年,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在敦煌莫高窟:塑像。美者,善塑妖魔鬼怪、金刚力士。丑者,喜雕如来菩萨飞天仙女。几十年后,熟人惊奇发现,这两人相貌神韵,竞美丑互换,众人不解。

　　直到欣赏研究了他们的创作精品展,众人才深深理解相由心生的含义。

　　看来,成年人的面貌美丑雅俗,由自己塑造。

　　作者本意，作品的寓意指涉“成年人的美丑雅俗，由自己塑造”。但我们重归文本细思，人的气质神韵、美丑雅俗，不也是由别人来塑造的吗？如果不是“熟人”，即使欣赏研究了他们的创作精品展，见到两位塑像者后，也还是美者美，丑者丑，这不说明遗传的神奇吗？以辩证的运思分析文本，会看到丰富而含混的寓意：《塑像者》的寓意，既可以说美者、丑者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马克思语）；也可以说“相由心生”——美者、丑者的“美”既可以由别人的“心”生，也可以由自己的“心”生。具有“人”和“己”的双重制约；或者解读为陌生产生了美者的“美”，丑者的“丑”；或者解读为内心向往美好，丑者也会变成美者；或者解读为妖魔鬼怪、金刚力士体现出一种艺术美，美者善塑之，当美上加美……

　　形象与寓意的多重组合和深化丰富，产生了《塑像者》文本阐释的张力，非单一化、静止化的，流动、多向度、富有生命力的寓意，使文本的内涵不断。《塑像者》成为了形象化、逻辑化、审美化的具有价值指向性的文学话语。

　　再如《莫高窟的东方微笑者》：

　　庄严的敦煌莫高窟石窟里。

　　众多慕名而来的游者被窟内五颜六色的画面、形态各异的图案所吸引,被佛像的宁静、慈祥所震撼。在讲解员的引领讲解下,众游客的思绪遨游、驰骋在历史长河中,飘游在佛国香音仙境中。

　　此时,众人随着讲解员的指引紧盯一尊禅定佛,只见佛像:高髻披发,两耳垂肩,细眉圆眼,双腿盘坐,两手相握,秀骨清姿,娴雅尊贵。

　　讲解员娓娓道来:这尊佛的微笑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早1000年,还神秘、还神奇。

　　众人有点不信。看,众人随着讲解员平伸出的一支小手电,像太阳初升时光芒平射到佛的面部,只见佛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会然一笑。

　　众人都面带微笑。瞧,手电筒后部抬高,是晌午的阳光斜照而入,又见佛的嘴角变得上扬,露出得道后的心领神会的灿烂微笑。众人嘴角翘起,笑容高涨。

　　待手电光由上而下,像正午的阳光普照俯视而来,再见佛的嘴角高高翘起,佛口微开,是佛普渡众人成功后的开怀之笑。

　　众人皆不由睁大眼睛张开口,惊出声来:啊!随后,又；异口同声地发出啧啧赞叹之声。

　　这惊叹声是同时爆发出的,这赞叹声是发自内心的!不同时段的光芒,映照出了不同境界的不同微笑。走出洞窟,众人皆面露微笑、开心愉悦。这东方微笑,真神奇。这也印证了中华历史悠久,文化博大,人民智慧。

　　同样，禅定佛形象与及其多角度的神秘的东方微笑，使《莫高窟的东方微笑者》的寓意实现了多重组合和深化丰富，产生了作品文本阐释的张力：或为中华历史悠久,文化博大,人民智慧；或为笑比哭好；或为情绪能够感染人；或为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也不……可以看出，对《莫高窟的东方微笑者》寓意的解读是非单一化的、流动的、多向度的、非静止化的，富有生命力的，不同解读产生的寓意，使文本的内涵不断。

　　情感体现的喜剧性

　　寓言借故事性来传达哲理性、训诫性，体现情感性，这三要素中，情感性之讽刺性比较突出。讽刺属喜剧性范畴。喜剧性以讽刺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或揭露不合理的伪善的东西,来肯定美好、进步的现实或理想。喜剧的主人公大多是反面人物或有缺点的人物，矛盾冲突的结局往往是反面人物被揭露，代表进步力量的主人公取得胜利。

　　亚力士多德指出喜剧与生活中的“丑”相关联，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他在《诗学》中称：“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金雷泉寓言《假药》中间接害死妻子的假酒制造者张进山，正很好的诠释了这段论述。黑格尔认为喜剧的成因是“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归于自毁灭”，正如“把一条像是可靠而实在不可靠的原则，或一句貌似精确而实则空洞的格言显现为空洞无聊，那才是喜剧”。（《美学)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4 页）寓言文学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是“讽刺性”。“讽刺性”属寓言三要素之一的“情感性”，在讽刺性文本的“趣层”，而“趣层”是向“情层”过渡的中介层面。寓言的隐含读者是广泛的，既包括成人又包括儿童。成人读者和儿童读者对“趣层”和“情层”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

　　金雷泉寓言《笑》就喜剧意味十足。贾副乡长给“一把手”拜年，得领导一笑，倍感鼓舞；不料女儿丫丫的一句“爸，你和我一样”，就打破了他心中的憧憬——作者将爸爸和丫丫之“兴奋”放在一起一对比，讽刺性就凸显出来了。而儿童读者对“趣层”的关注大于对“情层”的关注，因为包含在“趣层”中的作品的全部形象内容，能引起儿童读者内心共鸣。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要发挥“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的三大社会作用。金雷泉寓言《盼红枣》《出格》再现的是小主人公眼光中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中的幻想世界，作者在“趣层”下足了工夫，以使读者在作品传递的喜剧因子中感受到愉快格调。作品把握住了孩子身上与生俱来的喜剧性格。

　　生活中，喜剧因子是普遍存在的。读金雷泉寓言，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生活中喜剧因子的敏感及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素质和善于幽默的智力。喜剧因子一开始就溶解在他的构思里，从落笔到写成，处处无不弥漫喜剧因子。比如，喜剧因子使《莫高窟的东方微笑者》中氤氲着一种清新活泼的愉悦情绪，作品中神秘的“东方微笑”能激发不同年龄的读者会心的一笑。作者还善于在矛盾中铺张喜剧性情节，表现形象的喜剧性性格，使他们摆不脱尖锐的喜剧性鞭挞。比如《赠书》中吕启正前后行为的矛盾；《假药》中假与真的矛盾；《小乞丐的笑声》中田副科长的苦闷与两个小乞丐的高兴的矛盾等等。

　　文本意识的自觉性

　　中国美学史研究者祁志祥提出了以“味”、以“心”、以“道”、以“文”“适性”为美的复合互补观。简单地说，“味”指意味，趣味，是作品的画面，作品的气势水乳交融。“心”指心的意识功能，中华古代，把心意识功能称之为禅，也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就是禅的文化，心的文化。“道”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文”是天地万物的信息产生出来的现象。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可以用于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适性”是称心，合意。以上几个方面，复合互补。

　　寓言文学文本都有意味层。意味层是寓言文本结构中最为内在的层次，它以语言层、语象层为依托，并融解和深藏于其中。它既受语言层、语象层的制约，又统摄着语言层和语象层。它提升着寓言文本的审美品位，实现审美的超越，获得不朽的艺术魅力。寓言文本意味的构成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题材的意义，二是作者的情思，三是读者的把握。

　　金雷泉寓言题材本身所显示的意义，是构成他的寓言文本意味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寓言作品题材的意义有隐显之分。如寓言《母子情》的题材的意义就很明显，读者很容易抓住“母爱子孝”的主题。而《墨鱼的绝招》题材意义就较为隐晦，读者很难一下子抓住它的主题。它通过完整的象征体系来叙述：

　　“墨鱼逃避天敌有自己的绝招。

　　只要天敌一到近前，他马上吐出一团墨汁，使附近的水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使天敌无法辨清方向，陷入迷阵，他趁机逃走。就这样，经历了九十九次的危险，都化险为夷。墨鱼为有此绝招而洋洋自得，他想，只要有此绝招，一生将平平安安，无虞天敌了。

　　这天,墨鱼正和自己的好友鲤鱼、黄鱼游玩,一只小鲨鱼冲了过来。鲤鱼、黄鱼吓得慌张逃窜。只有墨鱼泰然自若,待敌人快到跟前时,他马上喷放出墨汁,小鲨鱼辨不清东西南北,四处乱撞。墨鱼得意洋洋地刚想离去,不料渔翁的网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撒下来，十分准确地网住了他。

　　原来,渔翁掌握了墨鱼逃走时总有墨汁团这一现象,一发现墨团就撒网,从来都是十拿九稳正好抓了个正着。

　　作品通过对动物的形象化：把墨鱼、鲤鱼、黄鱼、小鲨鱼等拟人化。在充满喜剧氛围（讽刺）的气氛中潜藏了对生活的深刻启示：自己所拥有的优势，往往也正是自己的劣势。这个寓意（题材的意义）比较隐蔽，需读者细思方能慢慢领悟。

　　金雷泉在其寓言文本中，常常直接表达和抒发或从具体的生活图景中流露出自己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倾向，这即所谓文本意味构成的“作者的情思”。其构成意味层的情思，是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他用全部创作心理机制和活跃的创作个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艺术概括。如他的《学院》《猴子造桥》《洋芋》《野驴与家驴》等等作品，就是灌注作家的思想情感、七情六欲又充满人生哲理的寓言作品。例如《学院》中，金雷泉借老爷爷之口，直接表达和抒发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倾向；而《猴子造桥》，金雷泉则从具体的拟人化的生活图景中，流露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倾向：作品写白顶猴在东西山涧上搭桥前和搭桥后的舆论倾向：搭桥前——“有的猴子讥笑白顶猴简直是白日做梦,耸人听闻；有的猴子讽刺白顶猴，他若能修成桥，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有的猴子劝白顶猴三思而行，别干前辈没有干过的事；还有的猴子摇着头远远地观望。”搭桥成功后——“这时，所有的猴子都称赞白顶猴有非凡的气魄和胆略。还有好多好多歌颂白顶猴的话,就不必细说了。”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意味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的。在这一点上，金雷泉算是比较“高明”的，常常会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一些“空白”或“未定点”，让读者在阅读这一“具体化”的活动中，对这些“空白”或“未定点”进行填补。比如《小虎闯山》：

　　小虎经常随着虎王爸爸出巡山林,吓得动物们闻风而逃。小虎觉得自己十分厉害。

　　一天,他只身偷偷跑出来,想尽情玩耍一番。只见一头野猪也在散步,小虎大摇大摆走过去。要是以往,野猪早撒腿跑了,今天却有点邪门,这野猪盯着小虎,发起阵阵的怒吼,然后龇牙咧嘴直向小虎扑来。

　　一看这阵势,小虎掉头就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甩脱了野猪的追捕。

　　小虎慌慌张张、灰溜溜跑到安全地带,又是喘气,又是伤心。本想独自出来好好风光一番,谁想竟差点让野猪吃掉。小虎百思莫解:“这是怎么啦?!”

　　小虎“这是怎么啦？！”金雷泉故意留空，让读者自己去解读。

　　比如《鹦鹉归家》——明知绿鹦鹉和赤鹦鹉会说什么话，胖主人和瘦主人为什么还要互换？《切蛋糕》——两位好朋友为何面对三个切蛋糕的主意，独独采取经理的办法？《绿色芦苇》——同样的芦苇，为何人们对它的态度不一样。等等。

　　童年书写的多空间多维度性

　　金雷泉寓言中的童年书写不少，比如《笑》中丫丫的故事；《童音》中小男孩的故事；《脸上粘瓜子者》中孙子的故事；《借花献佛》中小虎子、郑齐、小三子的故事；《李老师》中小军的故事；《秦家兄弟》中秦恭的故事；《小威廉》中小威廉的故事；《祖母唱歌》中孙女的故事；《心中有鬼》中孩子们的故事；《孙子的变化》中孙子的故事；《儿子的回答》中儿子的故事；《家长的恐慌》中杨杨、牛小军、小朱的故事；《爷孙过六一》中小孙子的故事；《童子求画》中小男孩的故事；《兔唇小孩》中恒娃的故事；《小乞丐的笑声》中的两个小乞丐等等。在金雷泉的寓言中，童年书写定位在多空间、多维度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中，而不是单向的生命存在。意涵丰富的童年记忆衔接着鲜活、丰沛的生命图景，进而延展为丰润、前瞻的生命愿景，这就使得作品的寓意蕴含丰厚，讽喻性十分突出。

　　意涵丰富的童年记忆；鲜活、丰沛的生命图景和丰润、前瞻的生命愿景，是三个时间维度，《童子求画》中孩子求画的故事、《脸上粘瓜子者》中孙子偷吃醉瓜的故事、《兔唇小孩》中的恒娃的故事发生在“乡村”；《爷孙过六一》《家长的恐慌》的故事发生在“城市”；《祖母唱歌》的故事算是发生在“边际”，“乡村”“城市”“边际”三个空间维度在金雷泉的作品中交错。三个时间维度中又交错着三个空间维度，因此他的童年书写不是简单的“现实童年”书写，而是包含着多空间、多维度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寓意丰厚又耐人寻味的立体、丰富的童年生命书写。

　　金雷泉寓言作品中，喜剧性地表露孩子心情的方式，是只属于孩子的，看似信手拈来，却趣与味两个层面都顾及到了。这当中的艺术奥秘主要在天籁般自然的淡淡的喜剧性儿童情趣上，它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感。喜剧性中浸润着作者从爱出发的温情，使喜剧因子濡染了一种温情的性质。作者对城市、乡村儿童生活、童心世界和儿童心理特性琢磨得透，所以善于把握儿童那种非成人逻辑所能揣摩的思维心理过程，表现那种令人愉快的敏感的儿童天性。例如《脸上粘瓜子者》：

　　《脸上粘瓜子者》写聪明上进，爱好广泛，在省城上学的孙子，利用暑假来看爷爷，欣赏农村的田园风光。爷爷也利用这机会，和孙子多交流。作品是透过故事情节或丰富多彩的人物行为、语言、心理的描述，对喜剧因子进行间接体现的。作品中“孙子”与一般城市孩子一样，是一个自我心态很好的孩子。一天爷爷有事,让孙子替他看照一下瓜田里的醉瓜。当爷爷回来，已经发现了他吃了一个醉瓜时，他竟然“一边玩着石子,一边若无其事地仰头笑看着爷爷。”当爷爷问他“你摘吃了个醉瓜?”时，他摇头淡定地说“没有!”而且还装着无辜的样子看着爷爷，镇定的想着：“那么大的一块地,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醉瓜趴着,没有丁点瓜皮,没有一滴瓜水印迹,再说还有獾、狐狸偷吃。凭啥说自己摘吃了呢? ”

　　“真没有?”

　　“真真的没有呀”

　　“你摸摸你的脸蛋子。”爷爷嬉笑着说。

　　一摸,在小红脸蛋上竟粘着一颗白生生还有点粘滞的醉瓜子。

　　铁证硬朗，辩解无力啊。

　　没想到孙子竟笑了,说:“爷爷,你真厉害!”爷爷也笑了:“你小崽子还嫩着呢。”

　　这些描述使我们看到了孙子身上逗人发笑的纯孩子气的“趣”。他生活在城市，对山乡的经验世界窄小、贫乏，其思维常常滑入非经验世界中，所以他把耍小聪明当作了机灵，但他的想法单纯，缺乏预见性，不能瞻前顾后，对多方面的制约条件的察识能力极低，对事情总是想得很容易，没有遭遇挫折的心理准备，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喜剧性的困境、矛盾中。所以他在爷爷面前闹了笑话，把自己推入了难堪的境地。但作者不以冷笔讥刺小主人公孙子的不诚实，也不嘲笑他的狡辩，而是理解他，让他在他因难堪而焦急时，让爷爷与他一起交流，一起的愉快交谈着，顺势给孙子传授他的生活经验和他理解的人生哲理,给孙子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孙子听了有点不以为然,群众的眼睛为啥是雪亮的?

　　孙子低头思考了一会,说:“爷爷,生活是本教科书呀。”

　　爷爷怜爱地抚摸着孙子的头,笑得很慈祥。”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题材攫取的多元性、形象隐含的多元性、寓意隐含的多元性、情感体现的喜剧性、文本意识的自觉性、童年书写的多空间多维度性，是金雷泉寓言审美指向的几个方面。

　　金雷泉，男，汉，1969年4月生于甘肃榆中金家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作品入选《中国寓言故事精选》（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等全国二十多种精典寓言选本。出版专集六部：《西部寓言画卷》、《闪电寓言》、《千里送鞋》、《春天在哪里》、《大款回家》（陇原当代文学典藏儿童文学卷）、《行者寓言》。作品荣获：全国廉政寓言征文奖，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三届、第四届金骆驼奖，全国第七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金江寓言文学奖，第十届北方十一省市文艺图书优秀图书，全国“梦蝶杯”寓言闪小说大赛奖。

　　马筑生，男，祖籍河北唐县，1953年3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修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专业。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退休）；现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儿童文学信息》（电子版）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寓言文学、民间文学。主要著作：《贵州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教程》《当代儿童文化新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