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河西走廊的古长城

　　烽燧墩堠报警信

汉明长城山丹段

　　河西境内的汉明烽燧、墩堠星罗棋布，纵横交错地分布在长城内外岗峦、驿城制高点和堡寨田野附近，它既是古代驻防军队的观察哨所和军情警报的传送站，又是戍边移民的分界线和屯田守备清野的瞭望哨。其传递军情通讯的方式，各朝各代皆有定制，但各有不同，主要是燃烟、放火两种，另配有鼓、炮和可挂起来的标示物等。烽火台由吏卒日夜把守，一旦发生紧急军情，白天放烟示警称为“烽”，晚上点火示警称为“燧”，也有在白天晴朗天气时，高悬鲜艳彩色布物，以示警报信者，称为“举表”，烽燧、举表以特别规制，提供警报或请求救援。

　　河西境内现存烽燧、墩堠约1000余座。东西走向多分布于长城内外的关隘、丝绸古道的堡寨村庄附近；南北走向多分布于焉支山、祁连山北麓和龙首山、合黎山、黑山南麓的辽阔田野和广袤草原。按其功用和类型主要分为兵墩和田墩，兵墩专司守望示警，防止敌人来犯；田墩用于守备清野和通讯联络。

　　在今山丹县老军乡境内的丰城堡，有金山子烽燧及列障遗存。金山子烽燧筑于峰顶居高临下，东将焉支山北麓旷野尽收眼底，南将整座硖口古城军事防务一览无余，西可目送长城沿线丝绸古道直达新河驿，北可将无边无垠的花草滩草原坚壁清野。据高台长城烽燧出土的明代《兵守火炮号令》云：“发现敌十名以下，白天燃柴一堆，放炮一声，黑夜举火一把，放炮一声；发现敌十至百名，白天燃柴二堆，放炮二声，黑夜举火二把，放炮二声；发现敌百骑以上，白天燃柴三堆，放炮三声，黑夜举火三把，放炮三声；发现敌千骑以上，举火，放炮相连不断。”按照明代烽火制度规定：敌军一旦来犯，最先发现敌情的烽墩，立即施放烟火，临墩望见也放烟火，这样一墩接一墩，一直传到指挥机关；指挥机关得到情报，立即作好战斗准备，调兵遣将支援一线守军；居民也要立刻进入堡寨躲避。如遇大队敌军进攻，烽火要一直传到朝廷。如此看来，明代河西境内烽火制度不仅十分严格，而且十分完备。

　　徙民实边保安定

河西走廊长城遗址

　　西汉时期，在修筑长城塞堑加强防御的同时，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台，迁徙移民，设置村堡，屯垦实边，并于祁连山北麓大马营一带，筑造屯马墩、屯田墩，设置马苑养育良马。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明庭一方面维修汉塞关隘，新建长城、烽燧，使河西境内“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河西宽闲之地，大力推行迁徙移民、屯田实边、开辟田亩、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增殖户口等方略，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颁诏迁令，疏散稠密人口。

　　河西对移民进行挑选，移民户籍与军队编为一体，家家除余丁须有正军一名，而且祖孙袭承。迁徙移民为了生存，只得开荒产粮屯田土地。境内正军耕种的军屯和余丁耕种的民屯，对河西屯田业的发展发挥了开发性作用。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甘镇志》载：嘉靖间，都御史杨博为保障军屯、民屯生产之安全，防御来扰之敌掠劫，在山丹卫令筑“屯庄墩五十九座”，由住堡寨中屯民“一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设一总甲提调。墩成，编集近民更迭望，若警报一至，大城四路，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即敛生畜屯据本墩，庶聚甚速，清野甚易。”当时建制有章，管理有序。据《甘州府志》载：“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设屯长一人”。由于民屯的快速发展，《甘镇志·岁计》载，山丹卫洪武中有户6363，人口12720，可谓盛众。

　　由于历史上徙民实边、屯民联防措施的实施，内地移民对河西的开发，增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农牧生产，固守了西部边寨，确保了长城沿线安定，保障了古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河西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昌盛景象。

　　物换星移，时更代革，公元十七世纪，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劳役停止了，长城军事防御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两千多年来，万里长城的修筑，给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十分深重和沉痛的。但是万里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对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中西方交通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