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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推】通史之通

 2019/11/21/ 10:06 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程念祺

【重推】

通史之通

  程念祺

  《吕思勉讲中国史》从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一直讲到民国。这部书的编者,以吕先生最晚的一部初中本国史教材为纲,而将先生其他史著中对于相关问题的史事之考辨、分析与论述作为附录,分别系于各正文段落之后,即使吕先生著史的通贯风格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充分地展现了吕先生论史的长时段眼光。

  通史尚通,这本是著作通史的题中之意。但是,著作中国通史,真正能够通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般状况。但中国历史这么长,绵延不绝,各方面又是那么丰富和复杂,通下来就很不容易,要面对一个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讲不出历史的特点。就好像画人物画不出精神气质,画风景画不出自然韵致,画得再像,其实还是不像。

  以下,就吕先生对中国历史的通及长时段眼光的分析和论述,略举两例。

  其例一:吕先生论“汉朝的士气和武风”。在正文中,吕先生就这一问题的一般状况,强调汉朝的风气接近封建时代,而民众在心理上憧憬战国以来形成的任侠之气,中流社会中慷慨激发的很多。除列举张骞、班超这样的人物,吕先生还论及东汉时“这种风气,在社会上竟形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而以后魏晋清谈之风,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即此数语,至少已涉及上千年历史的传承与变化。其正文之下的附文,引吕先生《本国史复习大略》语,对以上的论述予以进一步说明: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一)自视与平民不同,(二)勇于战斗,(三)不好利。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之、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变化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其利。

  此段附文配合正文的好处,一是对封建时代士大夫之特质,作了准确而生动的勾勒,从而彰显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二是说明一种社会风气,其所形成的历史环境虽然已经变化,但其流风余韵仍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三是说明风气无论如何都是要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的;四是强调了社会中等阶级的重要性及其利弊。从这样的角度和历史事实提出的问题,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价值,其现实的意义和关怀也同样值得深思,并激发人的想象力。

  其例二:吕先生论从秦至元明之政治。在正文中,吕先生强调了秦以后君主专制之下政治的弊端:人民无从参与政治,官僚亦因诸事难以措置而生“惰性”;中央与地方难以形成权力的平衡;治民的官越来越少,治官的官越来越多。总结这几个方面,吕先生认为:“专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体,这两千年来,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说是很深了。”而其附文引《中国近世史前编》语,对正文所论作了根本的说明。其大略谓,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世袭贵族,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就是官僚;而“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亦分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绅士、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统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吕先生就此说道,官僚办事出于公心的,或故意要害人的,总归是少数,多数人不过庸常之辈,“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唯“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利己了”。由此,吕先生提出了对官员的监督之难的问题,以及这种专制政治的消极性。吕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以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上所述大要:1.中国历史上的官僚阶级,若从利益关系而言,他们在社会上的人数和力量都不可低估,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众官僚身上,这是认识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2.在这样一种专制君主体制下,对官僚的督责,即便用的都是出于公心之人,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仍难从根本上起作用;3.当一种制度本身已包含着利益冲突的因素,官僚的损人利己是无可避免的;4.为防止官僚缘而为奸,国家往往实行放任政策,从而造成中国政治的消极性质。

  以上两例,讲的都是中国史上具有通贯性的大题目。吕先生高屋建瓴式的讲解,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历史的长时段眼光。于此,我们也可以领会《吕思勉讲中国史》之正文与附文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意趣。吕先生是那种往往用一句或几句话,就能把历史点透的史学大家。他论王莽变法的失败,说:“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论宋朝之灭亡,说:“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讲的都是一时一事,点透的仍是通贯性的大问题。没有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是不会有这样的通贯的。(《吕思勉讲中国史》,吕思勉著,张耕华编,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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