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绚文光——书法鉴赏

　　诗境苍郁，字势纵横捭阖。以其诗文、笔意推之，约为45岁时作，书风明显转向含蓄蕴藉。“容、离、可、明”，行笔从容、着墨润泽、沉雄浑厚；“虚、亭、人、相邀”，苍劲老辣，笔势洞圆，神完气足。通篇气息静穆，躁气渐退。虽一些字间连带、结体上仍可见使力痕迹，不够自然，但正是处于书风转变时期。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十樵，谥文安。明末清初书画家。书法与董其昌有“南董北王”之称。

　　释文：

　　□花然旅意，客裔酌虚亭。

　　寇惊离人歇，箫音入雨灵。

　　杏桃春内冷，天地夜来青。

　　可耐酬明生，钟山有茯苓。

　　樊君相邀。翔南老亲翁正。

　　古时中国，陶文和甲骨文、金文之外，能以最正规、最严肃、最慎重的方式施以书写镌刻者，是玉册，又称玉版、玉片。在书法史中，太多人对甲骨文、青铜铭文、陶文、竹木简牍之书和简帛之书习以为常，纸张之书更是横贯两千年。反观“玉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山西侯马盟书就是罕见的书写在玉片上的字迹，共有五千多片。除此，书法的材质其实还有很多。米芾《蜀素帖》（图1）的风格无疑和材质有很大关系。“蜀素”所用之绢是四川织造的名贵品。卷上的乌丝栏是织出来的，专供书写使用，因蜀素粗糙，充分体现了米芾“刷字”的独特风格。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因为绢面粗糙，书写时须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近世所发掘的西汉“未央宫骨签刻文”（图2），用的还是牛骨，但文字、书体和甲骨文相比根本不同。非常神奇的是，“未央宫骨签刻文”字形非常细小，已经近乎“微雕”性质。古时没有放大镜，是如何做到的？仅凭借个人感觉就能“纳须弥于芥子”？同样的例子，却又是相反的情况，《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那么大的字，那么多的字，古人没有航拍，又是靠什么来把握全局的？只能说，靠的是感觉，一种超人的能量。就像人在临终之前，一定要等必须见面的那个人。一旦将个人智商发挥到极限，就会无坚不摧、无所不能。

　　唐人怀素少年家贫，买不起纸张，就找来木板，刷上油漆，在木板上练字。后来，索性在寺庙周围种植了很多芭蕉，芭蕉长大后，摘下叶子练习书法，老的芭蕉叶摘光了，小的芭蕉叶不舍得摘，怀素就站在树旁写，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这就是著名的怀素芭蕉练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弘一法师曾在贝叶上抄写书法（图3），极其罕见。唐僧西天取经，带回来的正是这种贝叶经。贝叶就是贝多罗树的叶子。贝多罗树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木本植物，叶子宽大、质地细密，经过特殊加工，就成为取之不竭的书写材料。经过特殊处理，贝叶经不仅防虫、防水，还经久耐用，历经千百年而能形神不改。

　　书写材质当中现在还沿用的有瓷器和陶器，这是国人的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陶器造型来自对于女性身体的模仿；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含金量。瓷与诗、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

　　统而观之，中国人无疑极为注重材质之美。纸张发明前，善于利用各种材质，并将其性能发挥到最佳。宣纸发明之后，书法创作处于一种“固化”状态，都是规整的标准，这显然很不利，而有利之处在于，宣纸是软的，墨色可以极尽变化，书法呈现出黑白世界之美。经典的书法作品虽然价值连城，但在外界的暴力面前，却极其脆弱，轻轻一撕，就会粉身碎骨，更不用说天灾人祸，大批珍贵的书画就这样灰飞烟灭，就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唯有思考赋予其永恒的力量。”（文质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