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故事】教育家刘古愚，兰州一中创办往事

教育家刘古愚，兰州一中创办往事

讲述人： 张启明 原兰州一中副校长

　　百余年前，风云激荡，在东西方大潮的交流碰撞中，甘肃高等学堂掀开了甘肃现代学校教育的大幕。

　　甘肃高等学堂是甘肃现代学校教育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兰州一中的前身。百余年间，从这所学校走出了无数人才，也留下了许多故事。

　　1902年，甘肃开启现代学校教育

　　追寻兰州一中校史、抢救性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我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兰州一中校史也渐渐清晰明了了起来。我们的故事，就从一中创建说起。

　　现在，说起兰州一中，很多人都很熟悉，但知道一中创建的艰难过程,特别是她的开拓者、奠基人及其卓著贡献的人却不多。

　　兰州一中的前身“甘肃文高等学堂”，创建于1902年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落成于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夏季）。甘肃文高等学堂由陕甘总督崧蕃创办，并选派杨增新任学堂总办，负责学校的筹办事务。

　　这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也鼎鼎有名。我们先说说崧蕃（1837年-1905年）。崧蕃字锡侯，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曾任云贵总督，后调任陕甘总督。《清史稿·崧蕃传》中写道：“於城南建立大学堂，分两斋，东斋考文，西斋讲武。充实完善兰州机器局。修濬宁夏七星渠，灌田六万馀亩。”光绪三十一年，调闽浙总督，未到任就病故了。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长期在甘肃新疆两地任职，由甘肃天水县知事、而河州知州、而陆军学堂总办，1912年被民国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维护新疆和平统一大业中功垂青史。

　　学堂筹建，初名甘肃大学堂，定名甘肃高等学堂，改名甘肃文高等学堂，俗称“文高堂”。筹建工作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但总教习一职的人选，使崧蕃颇费考量，他最终延聘了刘光蕡。

　　刘光蕡，字焕堂，号古愚，以号行世，陕西咸阳天阁村人。作为一代哲人，虽身处内地，但在传播维新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实学等方面，却远在康梁之前。1895年先生率门生等55人响应康梁变法，签名“公车上书”。先生与康梁相与书札、门生交互，过往至密。刘光蕡有着中西方视野、学问过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完全符合人们对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的期待。

　　正月二十，刘古愚赶到了兰州

　　刘古愚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我国公认的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西北伟大思想家和先行者、陕西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称先生为“海内耆儒，为时领袖”，梁启超誉先生为“关学后镇”。

　　当时，陕甘总督崧蕃亲自给他下聘书，当聘书和程仪送到他老家的烟霞草堂时，虽刚过年节，古愚先生还是谢辞先聘请他的四川总督，不顾学子力劝他到条件更好的成都任教，义无反顾起身，于1903年正月二十（2月27日）赶到了兰州。

　　陕甘总督崧蕃亲自主持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对古愚先生礼敬有加。先生和大学堂提调杨增新商议决定，一面建校，一面开学。其时，甘肃高等学堂尚无立锥之地，而是暂借兰州城西北角海家滩的甘肃贡院，俗称举院（今兰大二院）大门以南的外供给所及外官庭两小院为校址开学，举行了大学堂成立仪式，二月底即大学堂诞辰时刻。

　　紧接着派遣教习易抱一前往日本聘请专业教习、选购仪器、标本，在上海购置教学用书。

　　这样学堂逐渐成型了。根据“標坊”记载：学堂，即位于省城通远门外畅家巷的“一区三院”，在1903年季夏，即农历夏天最后一个月六月，基本建成。学堂竣工后，古愚先生率领甘肃大学堂师生迁入新校。

　　“大学堂”始成为甘肃新式学堂的发端，第一任总教习刘古愚先生就是甘肃高等学堂——兰州一中的开山师祖。

　　首次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

　　随着年代的推移，许多往事被岁月所湮没。多年来，我们为发掘兰州一中校史，四处寻找相关资料、走访知情人、在网络上地毯式搜索，收获颇丰。

　　2012年7月初，意外传来一则极其重要的信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珍存有甘肃高等学堂第一届总教习刘古愚老先生的遗稿手抄本，这自然是个绝好的喜讯。

　　我去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小心翼翼手捧《刘古愚遗稿》，发现内容竟全是先生1903年总教甘肃高等学堂时所写规划、办学理念、讲稿、课件等。这真是无价之宝。在馆方热忱帮助下，进行了翻拍，而后影印出版了《刘古愚遗稿》 和《刘古愚甘肃高等学堂文集》等校史著作。这无疑更深刻印证和丰富了治学泰斗刘古愚先生在甘肃高等学堂时的办学思想、方略、理念、践行成果及其所缔造的兰州一中优良教育教学传统的渊源，弥足珍贵。

　　先生在校时间虽短，但他的爱国教育思想进一步升华，及至巅峰。具目前所知：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先生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并就德智体的内涵、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兰州一中的骄傲，也是甘肃现代学校教育的骄傲。

　　古愚先生任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不足8个月，积劳成疾殉职，享年61岁。先生莅临学堂后，呕心沥血，统筹全局，革故鼎新，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依据清政府颁布的新式高等学堂章程，擘画学堂一切具体事宜，制定规章制度，拟定教学和新课程开设计划等。先生教授国学，每日登台讲授两小时，晚则彻夜批改作业，毫无倦容；算学虽有专门教师，他也参与批阅作业、辅导学生学习；为了掌握情况，每至下堂后，常常召集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谈论教学，听取意见；教育学生注重理解应用，切忌死记硬背，常说解其意不记则记；还鼓励学生涉猎群书，互教互学，不迷信师长，并谆谆告诫：益人之学问，得之师者少，得之友者多；要求士子每日写日记、心得，定期审阅不怠；各地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有时谈至半夜方息。“未月而学风丕变”，并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学子曰：“先生之疾也以忧劳，而其行道济时之心，虽疾革不少懈，昏瞀中恒语学堂事。至易箦时犹喃喃不已，是先生终其身为斯民也。今先生殁二年矣，凡我同仁微有进步，每与之言及有泣者，使先生在，其效更何如也，然不可复得矣！” 其人格魅力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具有的深远影响和巨大的感召力，是后世治学者、从教者学习的光辉典范。

　　先生去世后，甘肃后学者秦安人周文炳、会宁人彭怀智、甘谷人姚守谦，包括知名学子赵元贞、水梓、邓宗等28人，于1905年8月在省城东门外树立“教思碑”，纪念他为甘肃地方教育尽瘁终身之勋，并表异乡人民的敬仰之心。这在兰州一中历史中绝无仅有。

　　文/图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王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