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历史】武威西夏文物中马的身影

【文物中的历史】

武威西夏文物中马的身影

　　黎大祥

　　马在古代军事和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在古代艺术创作中有许多马的形象。陶马、铜马、玉马和石马屡见不鲜。历史上河西走廊是有名的牧马场，也是历代皇家的养马之地。追溯历史，西夏时期以马为主题的文物呈现出了丰富的艺术形态。

　　西夏辅郡西凉府“善水草、益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誉。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右厢地区是西夏最大的官营马场。马在西夏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武威发现的许多西夏遗址中，出土的马文物亦是很有代表性的。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有名的牧马场，也是历代皇家的养马之地。自汉武帝开始设郡辖县以来，河西走廊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马匹供应地。由此形成的马文化也是河西文化的一部分。《史记·大宛列传》有关于天马的记载，曰：“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到汉武帝时，就有了天马的定称。三国魏晋时期屡次出现于史书中的凉州兵马以及前凉张轨献马助战等事，足以说明凉州的马匹和骑兵之众。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也出土了铜奔马，同时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以及磨嘴子等汉墓出土的各种铜马、木马、陶马造型以及天马形象，无不对凉州历史文化影响深远。

　　西夏党项是著名的马背上的民族，养马及畜牧业是西夏重要的经济来源。西夏建立前，党项族长期从事畜牧业，有丰富的经验。西夏王朝建立以后，由于地域扩大，草原地区增多，畜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设有群牧司统管全国畜牧业。在西夏发达的畜牧业中，马匹是重要的特色畜牧资源和军需物资。体格健壮、耐力较好、擅长奔袭的党项马驰名境内外，成为西夏向宋、辽、金朝贡贸易的特产，也是其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马是西夏的三大牲畜，无论是官牧还是私养，马是禁止私自买卖、宰杀的，由此可见西夏对马的重视。西夏辅郡西凉府“善水草、益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誉，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右厢地区是西夏最大的官营马场。马在西夏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武威发现的许多西夏遗址和文物中都有党项马的身影。

　　杂木寺摩崖石刻中的马

杂木寺石刻中的马（局部）

　　杂木寺石刻遗址位于武威市东南20公里处的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遗址可能为藏传佛教覆钵式塔，塔高约20米，在残存塔基之下有一处浮雕石刻佛像遗存。

　　石刻画面残约长1.7米、宽1.5米，分为上下二组。上组存五佛，下组存四佛，上下组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上排五佛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说法印于胸前。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花座置于法台之上，法台左右浮雕一对相背的马。一组佛像坐具的相背马与另一组相背的马相对视，远处观看形成了头头相对的“吻唇马”的错觉。座背有线刻的兽纹排列，最上部正中阴刻有金翅鸟形象，还有左右对称的简单摩羯及背对而立的狮羊，图案清晰可见。这种造型应该是佛座拏具中的兽面、摩羯、狮羊三种。

　　下组四佛双手施禅定印，右袒袈裟，亦跏趺坐于仰莲“工”字形法台，“工”字形法台左右浮雕一对相背的马，有桃形头光和背光。另外在左边下部还残存两身佛像，但不清楚。整个石刻全部残存共有十一尊佛像。右下有一处阴刻藏文。石刻佛像表沉积有面泥土，清理后清楚地发现佛像发髻彩绘有宝石蓝，身体及袈裟涂有红色彩绘，莲座上涂有宝石蓝彩绘。

　　从遗址整体考察来看，该处覆钵型塔是利用山体一块较大岩石作为塔基而建造，塔基四周应该是雕刻有千佛造像。关于该处石刻佛像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来武威考察后，认为此处石刻造像较为特别，特别是拏具组合和以双马驮佛座，属在国内仅见，造像风格极有可能是属于西夏时期。国家博物馆美术部李翎研究员从佛像拏具演变的角度，认为武威杂木寺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关系不多，而主要与汉地的传统有关。杂木寺佛像的拏具与6-8世纪初隋代敦煌405窟、唐代西安宝庆寺所存拏具属于同一时间，可能早于流行藏传佛教的西夏历史后期，而属于西夏历史的早期，相当于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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