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忆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演出

　　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忆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演出

　　作者：刘德有（原文化部副部长）

　　1986年7月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灯火通明。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在这里举办个人音乐会。

　　当帕瓦罗蒂演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时，场内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这是他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掌声，竟长达9分多钟。帕瓦罗蒂看到中国观众脸上那真切的兴奋和热情，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下了。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地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为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1986年6月，王蒙（右）代表文化部宴请帕瓦罗蒂，左一系本文作者。

帕瓦罗蒂访华期间品尝中国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帕瓦罗蒂首次访华演出的见证者，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那个年代，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种种因素所限，我们邀请世界级乐团和歌唱家到遥远的中国来演出，谈何容易。从这件往事中，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曾提出要派遣罗马剧院访华演出，但由于经费等原因，最终未能成行。那时，我还没有调到文化部工作。后来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旧话重提。

　　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要求来华演出的事，最早的请示报告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于1984年10月20日报给文化部的。但由于未说清楚如此大的外国艺术团来华访问的来龙去脉和目的，此事又拖了一段时间。

　　两年后，又递上来了一个报告。我作为主管副部长写了一段话：“拟同意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著名演员帕瓦罗蒂）于1986年6月来华演出。”并报送朱穆之部长审阅。朱穆之部长圈阅表示同意。就这样，此事就算定了下来。

　　热那亚歌剧院和帕瓦罗蒂访华的前期准备工作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费，一个是演出场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较差，双方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

　　例如住宿问题。原先中方安排的是住前门饭店，但意方觉得“太落后”。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来时，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很客气地说：“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之一。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当时，香山饭店还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一天内空出这样多的房间有困难，有一半房间需要提前一天空出，这一天的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这种所谓“起租费”，据说今天早已经不实行了。

　　双方的谈判还涉及了“零用费”问题。

　　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天价了。

　　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意方曾提出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中方提出，像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意方不肯轻易放弃，坚持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最后，虽然意方对场地的条件不甚满意，但最后同意在由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