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方式“小变”,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80年代,是手写时代最后的灿烂绽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划人李敬泽说,“几千年来人类从用笔写字的习惯在咱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作家们放下笔,改用电脑敲出一排排方块字。这是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光荣的新时期。活跃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以罕见的速度涌现、迭代。他们心中想到的和要写的东西像春运时火车站里的人群——紧紧挤作一团。每有作品公开发表,数百上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犹如腊月飘雪,从大江南北扑面而来……
文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初入文坛的余华一篇习作在《北京文学》发表,轰动了他所在的整个海盐县。他被通知去县文化馆工作,从此结束了在乡镇卫生所5年手执钳子的拔牙生涯。
在没有网络,没有娱乐、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的时代,文学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真的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的李敬泽1985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说《红高粱》时,他惊呆了,“语言可以这么炫目?汉语写作可以这样打开民族的感受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表达,这些“崭新事物”的形成过程无一遗漏地反映在作家笔下的稿纸上。此次展出的“国宝”级手稿中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历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还有手写于农民日报社稿纸的刘震云小说《塔铺》。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类似的,这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改过的,原名叫“河堤”,后来才改为“塔铺”。尽管是誊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满大量细微的删减与成块的涂抹。“不小心”改为“无意间”,“聚在”改为“聚到”,连“地”“的”“还”“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后删去,体现了作者对凝练精准、不冗不赘的语言风格的极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写的“父母”“爸爸”字眼修改成“大人”“爹”,“两个孩子”改为“俩孩子”,“风气太坏”改为“风气恁坏”,修改后的语句更贴合乡土文学气息,读起来更接地气,符合创作时的语境,令小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能让研究它的人们,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发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过程。
“广大的读者通过期刊或图书看到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图,这些作品是作家和编辑们的共同产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认为,手稿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体现了手稿出版的精神、灵魂所在。
“手稿是时间的证物。字迹作为身体的延伸,清晰地标记着时间。不仅如此,一个重要作品的形成痕迹和个人气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纸上的,这与电脑打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泽说,一份手稿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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