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稿”热展,作别手写时代?

　　手写的痕迹

　　舒婷的诗歌代表作《致橡树》就写在42年前的两页“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红色格子稿纸上。如今它被串上线,悬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央。

　　“一走进展厅,属于80年代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真挚的,洋溢着热情。”前来观展的田磊记得,这首诗的走红刚好是80年代初。“当时在北京,许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深情地朗诵这首《致橡树》,想抒发新时期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爱情的一种态度。”

　　但在那时还只有15岁的文学爱好者赵小梅来说,这首诗还太“朦胧”。是时在“西铁局”创作组任创作员的赵父下班后常带一些文学杂志回家,供孩子们翻阅。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十月》杂志都是赵小梅特别喜爱的。“文艺的春天来临,我们兄妹几人就像高尔基口中‘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都是这时候看的,不仅看,还要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

　　在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学稿纸”“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农民日报社”等字样出现在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稿纸页脚,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能用上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稿纸也代表一种认可、一种特别待遇。常来稿件、跟编辑部关系好了,才能用得上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给的稿纸。”作家李敬泽说。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文学期刊曾是他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最佳舞台。随便一本80年代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份以上,有时一部小说在期刊的公开发表,能使杂志创下“当日脱销”的纪录。

　　据说那时老牌文学双月刊《收获》的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时任主编巴金颇为担忧,“满大街都是(这本杂志),是很可怕的……100万份的发行量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在这股“文学热”的潮流中,无数写作者、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天堂”。与数字时代不同的是,编辑们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离近的作者家门一推就进去了,距离远一些的要靠骑着凤凰自行车在他们家与家之间来回穿梭。阿城198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树桩》和汪曾祺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陈》,就是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这样得来的。

　　编辑骑车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笔一画写过、圈涂过的。那些手写的痕迹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坦露出一条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们下笔前后的犹疑、遗忘或是突然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起伏都跃然纸上,每一份与每一份都不重样。

　　与《致橡树》手稿一同悬挂在展厅中央的,还有莫言30多年前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稿纸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作品时,共手写4万余字,修改誊写数次后方才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是198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创作冲动源自于1967年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时的一段经历。

　　莫言的两份手稿中多处布满醒目的勾划与修改痕迹。在《白狗秋千架》的手稿中,仅第一页,莫言就删掉了七八处、三四行,还在删除的部分旁边补充了11行对大狗午后活动的细致刻画。

　　《透明的红萝卜》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红萝卜》,或许是字多读起来拗口,作家徐怀中用笔圈掉了“金色”,改为“透明”二字,于是“金色的红萝卜”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他的老上级冯牧,这小说就刊发了。据亲历者回忆,“黑娃”的故事见刊以后还专门开了座谈会——此前,没人能将一种意象表达出一种油画般的凹凸感——“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猜得到,‘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来的’。”李敬泽说。的确,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名通讯员,黑板报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前来观展的书迷朋友一边凑近观察这些细节,一边感慨,“莫言的字迹变了”,“手写的痕迹太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