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权：我就是《读者》的一个老编辑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公布的办刊方针。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的约稿启事。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在《读者文摘》第一届阅读奖开奖仪式上，其身后站立者为郑元绪（胡亚权供图）。

　　“读者和编辑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当时甘肃作者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不找作者找读者，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品、看到的好作品推荐给我们，让读者来投稿、让读者来帮我们办这样一份杂志。1981年，我们一共出了五期《读者文摘》，出了之后没想到反响比较好，很快这个印数就上去了，到1981年底我们的印数就达到9万多了。到1983年就达到90万左右，大约是1984年我们（月发行量）基本上就突破100万册。当时最先接受我们《读者文摘》的是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的读者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我们的核心读者。”胡亚权回忆到：“我们在创刊时期前五年，选登文章内容以世界名著为主；发展中期选登文章内容则以爱国主义为主；而到了2000年以后，选登文章内容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突出内容。到了2006年，《读者》的发行量近1000万册，当时我们调查的《读者》传阅率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每一本杂志平均会有5个人在传阅。这个传阅率在期刊杂志中，属于很了不起的一个数据了。”

读者来信（左）及胡亚权部分回信复印件。

　　读者互动，一路走来趣事多多

　　在胡亚权的资料收纳盒中，读者来信和胡亚权手书回信就有着厚厚一摞。

　　“当时有很多读者会给我们编辑部写信，最多的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咨询怎么读书？写好的文章怎么发表？还有一些当时的青少年朋友写信来反映一些自己青春期在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选择一部门信件进行回信。其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天津的小朋友（当时仅10岁）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每天背着十来斤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感觉很辛苦，很不想读书上学……’我们编辑部就赶紧给回信，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告诉她还是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胡亚权笑着说到。

《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三刊登的流行歌曲。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在封三的位置刊登流行歌曲呢？”胡亚权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郑元绪是个爱唱歌的人，所以当时就将封三的位置留给了流行歌曲。你看，《读者文摘》创刊号就是《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刊登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受读者欢迎。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1983年《我的中国心》传唱开来时，我和郑元绪都想着把这首歌尽早刊登进去。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打电话到处找词曲，先是在兰州市一位音乐爱好者处找到了曲谱，最后又从北京找到了歌词。因为语言环境的问题，结果这首歌词里就出现了两个错字。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流行着两个版本的《我的中国心》，一个是正确的版本，而另一个就是《读者文摘》版的。后来《读者》停止刊登歌曲时，还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刊登了？’”

胡亚权讲述自己认识《读者》的“三个阶段”。

　　认识《读者》，胡亚权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创刊起，我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这也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胡亚权告诉记者：“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