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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权:我就是《读者》的一个老编辑

 2019/01/06/ 12:06 来源:每日甘肃网 李杨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公布的办刊方针。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的约稿启事。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在《读者文摘》第一届阅读奖开奖仪式上,其身后站立者为郑元绪(胡亚权供图)。

  “读者和编辑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当时甘肃作者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不找作者找读者,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品、看到的好作品推荐给我们,让读者来投稿、让读者来帮我们办这样一份杂志。1981年,我们一共出了五期《读者文摘》,出了之后没想到反响比较好,很快这个印数就上去了,到1981年底我们的印数就达到9万多了。到1983年就达到90万左右,大约是1984年我们(月发行量)基本上就突破100万册。当时最先接受我们《读者文摘》的是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的读者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我们的核心读者。”胡亚权回忆到:“我们在创刊时期前五年,选登文章内容以世界名著为主;发展中期选登文章内容则以爱国主义为主;而到了2000年以后,选登文章内容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突出内容。到了2006年,《读者》的发行量近1000万册,当时我们调查的《读者》传阅率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每一本杂志平均会有5个人在传阅。这个传阅率在期刊杂志中,属于很了不起的一个数据了。”

读者来信(左)及胡亚权部分回信复印件。

  读者互动,一路走来趣事多多

  在胡亚权的资料收纳盒中,读者来信和胡亚权手书回信就有着厚厚一摞。

  “当时有很多读者会给我们编辑部写信,最多的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咨询怎么读书?写好的文章怎么发表?还有一些当时的青少年朋友写信来反映一些自己青春期在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选择一部门信件进行回信。其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天津的小朋友(当时仅10岁)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每天背着十来斤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感觉很辛苦,很不想读书上学……’我们编辑部就赶紧给回信,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告诉她还是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胡亚权笑着说到。

《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三刊登的流行歌曲。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在封三的位置刊登流行歌曲呢?”胡亚权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郑元绪是个爱唱歌的人,所以当时就将封三的位置留给了流行歌曲。你看,《读者文摘》创刊号就是《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刊登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受读者欢迎。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1983年《我的中国心》传唱开来时,我和郑元绪都想着把这首歌尽早刊登进去。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打电话到处找词曲,先是在兰州市一位音乐爱好者处找到了曲谱,最后又从北京找到了歌词。因为语言环境的问题,结果这首歌词里就出现了两个错字。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流行着两个版本的《我的中国心》,一个是正确的版本,而另一个就是《读者文摘》版的。后来《读者》停止刊登歌曲时,还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刊登了?’”

胡亚权讲述自己认识《读者》的“三个阶段”。

  认识《读者》,胡亚权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创刊起,我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这也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胡亚权告诉记者:“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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