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说文物】青铜铸文明

西周早期贵族墓地出土的牺尊。（图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提供）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精品繁多、铭文重要。西周历史文献当数《尚书》中的《周书》，而《周书》十有八九都是围绕周朝开国最重要人物周公旦，其后两百多年的西周史，《周书》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而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珍贵就在于它为我们研究西周史，提供了更具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793件，以西周为大宗。铭文少则一字，多则数百字，总字数约2万多字。毛公鼎铭文497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位。其内容涉及祭祀训诰、赏赐册命、土地转让、征战戎事、刑事诉讼、贵族家史等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和文化的重要资料。西汉宣帝神爵四年扶风美阳出土的尸臣鼎，铭文记载了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是一篇典型的册命文书。何尊器底铸有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东都成周之事，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相合。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裘卫器记载了西周土地交易情况，为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1981年岐山祝家庄流龙嘴村出土的齐生鲁方彝盖，记载了个人经商获利的信息，反映了当时个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小盂鼎、簋、方鼎、虢季子白盘、师同鼎等铭文，对研究西周军事战争作用重大； 匜铭文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刑事判决书，再现了西周王朝的刑法和狱讼盟誓制度；史墙盘、逨盘铭文记载的西周王室世系，进一步验证了《史记·周本记》有关记述的准确性。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凝重威严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历史梦魇的物态化和历史事件得以再现的承载物。

　　宝鸡是青铜禁和方座簋的发源地。目前所知商周时期大小不同的铜禁均出自宝鸡。铜禁的使用激发了周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将盛放酒器的器座移到了食器簋的下面，创造出新器形方座簋，这不仅体现了周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体现出了他们重食的文化传统。在宝鸡县硖石林家村出土的先周时期的兽面纹方座簋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方座簋。

　　中华文化奠基于夏、商、周三代，其文化重心的主轴是礼与乐，孔子时常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建立文化宏规的典范，可见其重要性。礼器之中，“鼎”列首位，乐器之林，“钟”居上座，因祭典的陈祀与演乐，列鼎和编钟是不可或缺的。宝鸡地区作为西周王畿、宗庙所在地，一直都是列鼎和编钟主要的出土地。就西周有铭青铜乐器而言，全国共出土170多件组，近半数出土于宗周故地。1976年竹园沟7号墓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一组3件编钟，约在西周早期康昭之际。1974年茹家庄1号墓乙室也出土了一组3件编钟，时代约在西周中期昭穆之时。西周晚期以后，编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钟的数目由最初的三件一组增加到了八件一组，流行的区域也从关中地区扩展至全国各地。2013年宝鸡石鼓山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带铃铛青铜簠，是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一件簠，对商周之际青铜器研究，以及探讨簠形器的起源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艺术史的第一个高峰，其庄严肃穆的器形、狞厉乖张的纹饰以及飞扬律动的铭文，为日后中国所有艺术门类的发展奠定了方向，亦成为屡屡被后人追慕而无法逾越的典范。对于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来说，可以沿着青铜器构成的时光隧道，从中看清楚那些先祖们的脸孔，感悟他们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