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士》后记

　　陈华

　　上世纪90年代，家父在写一部关于藏经洞文物遗失的书。那时候他已退休，为了写这本书，没白没黑、日复一日的“爬格子”。手指上结了老茧，甚至有点变形，到后来握笔都有点吃力。那时家里没有电脑，只能用笨办法、苦办法。白天，他去图书馆查资料、抄笔记，晚上回来梳理归纳，很辛苦。有时一去一天，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傍晚回到家，自己倒杯酒，坐在黑屋子，一个人静静地喝着，看上去十分疲惫。家人劝他中午回家吃饭，他说来来去去很麻烦，也浪费时间。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是在图书馆附近的面馆里吃一碗牛肉面将就一下。现在想来，父亲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急剧转坏的。2003年6月12日，父亲离世，永远的走了。

　　当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写完了那本叫《敦煌失宝记》书。书里详尽叙述了敦煌藏经洞文物遗失的大致过程，用珍贵详实的史料，将藏经洞宝物流失海外的那段往事，展现在读者面前。《敦煌失宝记》忠于史实却又不失生动活泼，既非史料堆砌，又非轶闻演义，是一本还原历史真实的报告文学。文字浅显易懂，叙述自然生动，可以说是一本集史料性、纪实性和文学描写相融合的通俗读物。写作之初，家父的意思就非常明确，要写的更通俗浅显一些，要让普通大众都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进而了解这段历史，乃至对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学有些许了解……

　　家父过世后，我感觉现在看书人越来越少，而电视影响越来越厉害，于是萌发改写电视剧本的念头，而且说干就干。起初写的还算顺利，但写了两集半就写不下去了……

　　刚开了头的剧本就这样撂下来了，一撂就是十几年，以至于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前年倒腾电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这个只有开头的文稿，又勾起了写下去的欲望。我开始想象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事情，并构思将这些事情勾勒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花了五个多月时间完成电视剧本的创作，但完稿后不知拿它做何处理。影视界又没个熟人朋友，因此又搁下了。但心有不甘，于是又将其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说，人家都是拿小说改剧本，你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20世纪初，在偏远而荒凉的敦煌，一个道士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窟，里面藏着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经书写本，俨然一个庞大的地下图书馆。但这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个“诗书礼仪”之邦的重视，十年间，发现者王道士拿着古卷到处求告，但总是无人搭理，即便有些有识之士乐于问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直到一群外国人将大量的古卷先后哄骗买走，才引起了“好面子”的清政府的关注。清政府草率将剩余遗书运至北京。途中，大量遗书又遭不测；更令人惊讶的是，敦煌文物运至北京后，大批精品被当朝官员截留私吞。史学家为此长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一个愚昧无知、落后封闭的社会，有这样的“伤心史”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多人将这一结果归咎于那个“形容猥琐”的王道士，因为是他将敦煌文物卖给了洋人。我们无法假设历史，即便可以假设，我希望还是在1900年6月22日，由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只有这样，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在坐下来探讨敦煌学以及由敦煌学衍生的多种学术门类和各类艺术形式。

　　现在，我们或许真该设身处地为王道士想想了。如果是我们发现了这座世界级的文化宝藏，又会怎样处理它们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在思考片刻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是那个道士，也许做得并不比他好。

　　《敦煌道士》就是一部小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心情去看。除了故事的蓝本有赖于史料外，其它都是虚构。每个人物都是艺术化的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借用了他们真实的姓名——相对于杜撰故事而言，杜撰人名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