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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良

http://www.gansudaily.com.cn 彭金山 稿源: 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2014-04-08 10:20


  □彭金山

  东乡族诗人汪玉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获全国第一、第二、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是我国少数民族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从体裁上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部分。1980年前后,汪玉良连续发表了《阿娜》《白鸽姑娘》《马五哥与尕豆妹》《米拉尕黑》等多部叙事诗。其中,史诗《米拉尕黑》采用了东乡族“颂诗”的形式,代表了甘肃少数民族诗人在叙事诗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量级作品。汪玉良更多的是抒情诗创作。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的诗歌,作者是以民族和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在那场宏大的集体叙事中,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将诗的触觉投向民族的新生与希望,叙说民族的欢欣与忧患。诗风晓畅明朗,带有咏唱调的叙事风格。诗多以双字词结尾,双句押韵,每句音顿大致相当,易于诵唱。

  随着社会反思的深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汪玉良的诗风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是在题材的选取上,诗人的目光由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歌吟转向对内心世界的体验、审视与呈现,民族生活的变化虽然还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资源,但更多的诗转向了抒写人生的经验与体味。这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来的习惯于生活抒情的诗人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美嬗变中一种很自然的选择。“爱”在汪玉良近年的诗歌中成为一个普泛的主题。纵使表现对于诗人来说可谓是永恒题材的东乡人的生活,其着眼点也不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对曾被政治光环遮蔽了的民族生命个性的重新发掘。这种深入民族精神历史与生命状态的开掘,标示着汪玉良诗歌独立品格的深化。

  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和生活的风浪之后,诗人近年的诗表现出少见的宁静与恬淡,这份宁静恬淡与故乡的山水田园一起构成一个温馨的家园。进入上世纪90年代,汪玉良不但写诗,而且挥起了画笔,成为广有影响的花鸟画画家。那月光下的水鸟,自由绽放的牡丹,无不照见诗人宽广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境。但是,作为诗人,面对世间沧桑、人事变幻,特别是物欲横流中人性高地的陷落,他的内心很难做到“波澜不惊”。他在热情地礼赞世间至爱、宇宙大美的同时,对价值失衡、人性扭曲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愤懑,一些诗闪射出锐利的批判锋芒。汪玉良的诗歌在演进中,由单向的价值选择到注入价值观念的冲突,使得后来的诗歌有了愈加厚重的内涵。读这类诗,很自然地激发起我们对一个价值重建时代的深沉思考。汪玉良90年代以来诗歌的现代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和现代性思考同步的,是汪玉良诗歌在表述方式上悄然发生的变化,由歌唱的节奏变为近于心理独白式的叙说。“我愿默默或高声独白/面对时间的真实/讲昨天讲自然的故事。”(《故事》)由“唱”到“说”,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在嬗变中带来的诗歌语气上的变化。然而现代新质的出现,并未改变汪玉良抒情型诗人的根性,在半个多世纪诗歌创作道路上,有一个恒定的因子没有改变——那便是诗歌中大量比喻意象的运用。汪玉良的诗歌保留了东乡族人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特别是在意象营造上显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诗人多次使用了“水手”这个意象,从《水手回来了》到《水手之恋》《水手之死》,组成一个水手系列。那么汪玉良与水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关系?东临洮河,西傍大夏河,南接广通河,北有黄河,东乡县就位于这四面环水的中间高凸地带,地下水位低于500米以下,一般年降水量仅200至500毫米,十年九旱。对水的渴望是一个民族的渴望。因此,“水手”这个意象,在东乡族文学中是有集体象征意义的,寓示着一个民族走出困厄走出封闭的夙愿,开放性与民族性使这个意象具有常新的意味。“水手”系列,写出了走出东乡到外面的世界创造价值的东乡人的生命历程。但在汪玉良的艺术道路上,“水手”似乎也具有生命个体的审读意义,诗人正是这样一位生自东乡走出东乡时时又在回望家园的“水手”。走出与守望,构成汪玉良诗歌的内在张力,其意味是那样的绵长而永恒。这里,诗人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写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汪玉良诗歌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大气,一种精神启迪和美的陶冶这双重的享受。

  汪玉良: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甘肃东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花鸟画家。东乡族作家文学的奠基者和步入画坛的第一个东乡族国画家。曾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中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著作有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米拉尕黑》《大地情思》《汪玉良诗选》《水磨坊》,长篇小说《爱神,死神》(合著)等,先后四次获国家级文艺创作大奖,获省级文艺奖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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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周飞(见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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