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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我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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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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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咀华”王杰摄影作品展,给了人们一次从影像走进摄影家内心世界的机会。80余幅制作精美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王杰从事摄影艺术30年的成就总结,呈现了一个有分量的摄影家所抵达的高度。 用作品说话,而不长于解析作品,是王杰的风格。尤其对自己的作品,几乎是讷于言。但他喜欢讲述每一张照片拍摄的过程,津津乐道那些生动的细节和美妙的感觉。 伊朗作家、导演、摄影家阿巴斯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摄影的时候我除了感知到的幸福,什么都不想。当一匹黑马在雾中穿越雪地的时候,我只是非常庆幸———我在场。”摄影是时间的艺术,“我在场”有运气和机缘的成分,但更是修炼和积累的结果。王杰拍摄于2003年的《百塔寺》就是一个代表性作品,这幅作品画面宏大,深邃,展示了武威百塔寺幽深的时空感觉。 “我在场”的另一层含义是技术层面的柔韧有余。同样拍摄于2003年的《鸡峰山》,因为拍摄点和角度的限制,被摄对象很难表现。王杰不拘泥于器材的限制,巧妙运用了鱼眼镜头,拍摄角度到位,使作品看到的是不变形的透视效果,很好地表现了被摄对象的宏伟气势。拍摄于2004年的《景泰龟城》,也是充分调动摄影技术手段获得的佳作。由于附近没有适合拍摄的高点,王杰采用了气象气球分段拍摄,最后再拼成一体,完整呈现拍摄的特征,取得了一个特别的观感。 “我在场”是对细节的观察、体认和独特把握,面对相同的客体,优秀的摄影家永远比别人多一个角度。《裹不住的岁月》拍摄了一位西藏老人,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作者没有选择他沧桑的面部。而是拍摄了他匍匐拜佛时裸露出的同样沧桑的背部皮肤作为拍摄主体,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黑白影像造就的特殊质感,更加强调了时间的分量。 “我在场”,不错过,是对有意义瞬间的钟情,是对流动的美好生活意象的敏感。1989年拍摄于嘉峪关途中的《摇篮》,就是一个例子。漫长的路途,一闪而过的乡村景致。歪斜的篮球架,几个穿着朴素的青年打篮球的场景,基本是不被摄影家关注的,顶多是一个聊以解闷的谈资。但是车走出一段之后,王杰对那一个场景念念不忘,掉转车头回去留下了那个瞬间。人物包含的情趣和简陋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这幅看似平淡的作品极具生命活力。 “我在场”有时候表现为成竹在胸或者另辟蹊径。对甘肃的地理风物,王杰有着极重的乡土情结。他的作品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对甘肃的关注。地理风貌、风情民俗、宗教建筑、涉猎广泛。因为熟悉,所以能够横看成岭侧成峰。比一般的摄影者或者旅行者多了几个表现角度,也多了一些机会,对甘肃地貌和风物的表现往往有独特的地方。《伏羲庙》《景泰石林》《刘家峡》《佛寺》等作品,都显示了他的细腻和独到。 “我在场”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有时候可能需要“违规”操作,才能获得心仪的画面。《斋》是在僧人的厨房里拍摄的,美妙的光影吸引王杰偷入禁地,刚屏住呼吸拍了三张,厚重的木门开了,拍摄只能结束。《月牙泉》画面动静结合,一支骆驼队使全景活了起来。为了这样的机会,王杰几经协商,管理部门才允许驼队进入。这样获得的作品中的乐趣,往往在重温的时候,才有更甜蜜的幸福体味。 王杰的摄影履历可以从1971年入伍算起。部队新闻摄影工作练就了他勤快、钻研、务实的风格。而地方文化工作的阅历又给了他开阔视野和提升技艺的机会,1976年他的作品第一次人选全国影展。1985年他与好友张润国联合在北京举办展览,这个过程成就了王杰在国内摄影界的地位。 王杰时刻不忘乎自己的本色身份还是一个摄影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对一个资历、成就和名望都达一定高度的摄影家来说,王杰先生能保持这样的状态,证明他的艺术自我依然“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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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甘肃日报
编辑:
宋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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